谈到晚年巴金的“文革”反思，自然想到了冰心。

认识冰心是在１９８３年。我很喜欢去和她聊天。作为一个世纪老人，每次聊天，她其实是在为我讲述历史。从“五四”时期第一次投稿，到在赴美轮船上和梁实秋等人一起办墙报；从“文革”中年过花甲仍被批斗、打扫马路、干校劳动，到暮年为教育、为知识分子待遇大声疾呼……

她承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过一些今天看来不太有保留价值的文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和许多作家一样，真诚地相信一切，把复杂的生活看得单纯而透明。她说她的有些文章是人云亦云，并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思考。她正是以这样的崭新姿态，走进她的晚年，从而，晚年的创作风格与过去相比，仿佛发生了突变。“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她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真正理解她的是萧乾。“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责。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１９８８年在“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的开幕式上萧乾这样说。

晚年冰心正是因为大胆干预生活的勇气才赢得广大读者的敬仰。如今教师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不能忘记２０年前冰心为改善教师待遇而发出的大声疾呼。

１９８６年，她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小小说《万般皆上品》和杂文《我请求》，顿时轰动全国。她转给我好几封读者写给她的信。今天，再度翻阅她的小说手稿和这几封信，不由得更加认识到晚年冰心的真正价值。

１９８７年，她在我的一张《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请柬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说真话，干实事，做一个真诚的人。”巴金也为我在这上面题了一段话：“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写，只是因为我的感情之火在心里燃烧，不写我就无法得到安宁。”我想，这两句话，实际上可以一起用来概括晚年冰心的特点。

的确，晚年冰心在精神上与巴金是相知相通的。每次去看冰心，她都会提到巴金。有一次，她拿出一个蓝色的盒子让我看，说它专门用来放巴金的信。她和巴金的这种诚挚友谊，不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几十年的交往，更因为晚年他们对历史有着相同的反思。在如何真诚地做人方面，他们也有着同样的追求。我想，他们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孤独过。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激励，显然感到有一个重要责任，这就是如何总结历史教训，不让“文革”悲剧重演。

１９８６年我请冰心为我编的《孩子心中的“文革”》一书写序，她写道：“李辉同志送来十几篇《孩子心中的‘文革’》要我作序。刚好前几天有位上海朋友给我寄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巴金的《二十年前》，讲的也是‘文革’十年中的个人经历。一位

８０多岁的老人和１００个孩子笔下的‘难忘一事’都记载着文化大革命中万民涂炭的惨状。”在这篇序的最后，她这样说：“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一事’永远铭刻在心，英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

晚年冰心便是以这样的历史反思态度，表现出一个智者的透彻与从容。

（摘自《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５年０６月２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