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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祖籍下邽(今陕西渭南)，生於唐代宗大历七年巩县(今河南巩义)卒于武宗会昌六年。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出生了。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着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邓肖达曾说：“正是因为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才确立了他的诗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晚年与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

白居易吧自己的诗分为4类：讽喻、闲适、感伤、杂律

《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 长恨歌》《琵琶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琵琶行》写作背景

白居易生活在由盛转衰的中唐时期。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很尖锐，外族不断入侵，自安史之乱后，国内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朝廷宦官专权跋扈，藩镇割据作乱，统治阶级内部朋党之争日益加剧，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日渐衰微，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白居易早年避乱江南，接近人民，对政治的混乱，人民的疾苦深有感受。他为官有“兼济天下”之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白居易担任左拾遗(谏官)，多次向唐宪宗上书，提出一系列改革时弊的措施，同时他又写了揭露黑暗政治，反映人民疾苦的《新乐府》、《秦中吟》等讽喻诗，结果触犯了掌握军政大权的豪门贵族，引起唐宪宗和一些权臣的恼恨。元和九年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一闲职。

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杀了宰相武元衡，向中央政权示威，白居易认为这是重大“国耻”。激于义愤，他率先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但都被权贵们加上“越职奏事”的罪名，又造谣诬蔑说，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而白居易却作赏花诗，新井诗，“有伤明教”，于是贬为江州刺史，继而又贬为江州司马(九品小官)。白居易获罪的真正原因主要是他写的针砭时弊的讽谕诗，正如他自己所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对于这次遭贬，诗人既感伤又愤慨。到江州后一年的生活更使他感受到社会世态炎凉，他有满腔的怨愤无处倾诉。这首诗是诗人贬职到江州的第二年(元和十一年)秋天写的，当时诗人45岁。

白居易的道教思想

号“香山居士”，以礼佛出名，其实他同时也是道教信徒，“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佛、道的修养形成了白居易独特的人生思考和行为方式，他的诗歌中也处处洋溢着道教情怀。

1、时代影响：唐代，道教得到了李唐王朝的特别尊崇，儒、释、道三教调和。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以“儒家子”自居的白居易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2、具体体现：

(1)“贵生”的人生观念

道教贵生重生，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作者对衰老、疾病、死亡的关注，“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夜寝与朝餐，其间味亦薄。”不管是哀叹感伤还是故作旷达，其深层心理都是对于生命的珍视和对于死亡的无奈与恐惧，都充分体现了白居易的“贵生”思想。

①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命运的关注上。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女性题材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白居易笔下的女性形象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举凡失宠的妃子、艰辛的贫女、遭黜的宫女、失意的伎人，都被他一一描绘，用以揭露女性命运的不公，批判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如《长恨歌》中对于杨贵妃与唐明皇爱情不由自主的歌咏与赞美。

白居易的女性观与道教的思想也有不谋而合之处。道教继承老子的贵柔守雌思想，尤其关注女性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力。

②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凡万物生自有神”，道教教义认为世界上一切生命都受命于天，都有求生的本能和成仙的可能。白居易惯骑的白马死去，他“稠桑驿门外，吟罢涕双垂”。

(2)“乐生”的人生策略

道教对生命则积极追求，在“贵生”的基础上，提出“乐生”的达观态度，在社会风气、宗教信仰和自身性格的共同铸造下，白居易选择了“中隐”的道路，保证自己在获得物质方面享受的前提下，还能得到精神方面的满足。特别是他晚年经济状况尤其优裕，他更是过着及时行乐的生活，极其重视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富足。白居易还游山玩水、交游唱和、饮酒赋诗、弹琴绘画，甚至兴味盎然的指导家妓编排乐舞《霓裳羽衣曲》

(3)自由超脱的人生境界

道教更追求精神的放任自由与无拘无束，主张返朴归真、回归自然。当文人在仕途上遭受挫折的时候都以此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精神上的满足，白居易也是如此。

白居易早年志在兼济，江州被贬后，宦情日减。到了晚年，白居易更是留连于诗酒之中，摒弃功利欲望，白居易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理论。“中隐”既不是隐于山林的小隐，也有别于隐于朝市的大隐，而是以闲官、散官为隐。这样既照顾到个人生计问题，又与仕途保持安全的距离，虽然不如真正的隐士那般清高脱俗，但是在内蕴上更符合平凡人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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