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界对“屈原放逐，著《离骚》”之事，大多没有异议。在怀王时期屈原曾被流放汉北三年，也有许多学者认同。但是，对流放的时间、汉北的地点等分歧却很大，本文就此试行探讨，谬误不当请指正。

一、怀王曾流放屈原于汉北

1、怀王流放屈原的依据。

《屈原列传》：『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1P628)“虽放流，……系心怀王”说明曾被怀王“放流”。

贾谊〈吊屈原赋〉：“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

《太史公自序》“屈原放逐，著《离骚》”(1P945)从《离骚》内容看只未涉及襄王，当是在怀王期间所作的可能性更大。

《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2P176]。《七谏谬谏》：“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辞。”[2P256]

屈原被放三年，“不得复见”、“愿壹见而陈辞”的当是怀王。

《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2P139]。与《惜诵》的“欲高飞而远集兮”，都是以鸟喻己。可见流放之地在汉北。

《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2P139～140]表述了流放之地在远离郢都的北方，和不能回郢的痛苦心情。

《思美人》：“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2P148]此时屈原被放于汉北，故称郢都朝中小人为“南人”。

2、屈原可能在怀王二十五～二十八年流放汉北。

《楚世家》：“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秦复与楚上庸。”[1P340]黄棘会盟后，“秦复与楚上庸”。怀王甘心投入秦的怀抱后，很可能把反对与秦“会盟”的屈原流放到汉北。此说虽然根据不充分，但是，按屈原年谱排下来，其可能性比较大。

屈原《悲回风》中有：“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策。”洪兴祖《补注》曰：“初，怀王二十五年入与秦昭王盟于黄棘，其后为秦所欺，卒客死于秦。今顷襄信任奸回，将至亡国，是复施行黄棘之枉策也。”[2P161]可见“黄棘会盟”对楚国和屈原都有较大的影响。王逸注曰：“施黄棘之刺，以为马策。”此解可为一说，但是，不够贴切。

孙作云先生说：“屈原在楚怀王时代之被放，我以为是在楚怀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04年，楚秦黄棘之会之时。屈原反对这次投降的而且又是十分危险的、其后果不堪设想的盟会，所以才招致了放逐。”[3《屈原放逐的问题》P44]

孙作云先生又说：“《抽思》篇有这样几句怪话极可注意：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殖(今本误作‘实’字，从朱熹《楚辞集注》校改)而有获!黄棘之会，楚国凭空收回上庸之地六县，这就是‘不殖(不种植)而有获!’‘无施而有报!’以二等国楚国受一等国秦国的巴结、割让土地，就是‘善由外来’、‘名由虚作’!”[4《从〈离骚〉的写作年代说到〈离骚〉、〈惜诵〉、〈抽思〉、〈九辩〉的相互关系》(P28)]

孙先生的这里的解释，与《抽思》上下文意并不融通。

3、汉北在今襄樊东北一带。

很多学者都认为，屈原在怀王时代曾流放汉北。汉北在何处呢?我们以为当以《史记》所载为准。

《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1P344]

上庸、汉北相连，都在楚国北部靠近秦国之地(那些原为楚国土地，后被秦人夺去的地方)。上庸在汉水西南，今竹溪、房县一带，再向东北过汉水为汉北，即今襄樊东北一带。

《秦本纪》：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1.P50]

“割汉北予秦”的第二年，“白起攻楚，取鄢、邓”，说明“鄢(今宜城)、邓(今襄樊)”不属汉北。

这些记载也表明，在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以前，汉北一直为楚国所有。

林庚先生说：“从宜城再往北走，不远就到了汉北，……从汉北再走过去便可以到韩国魏国齐国去”[《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P8]

孙作云先生说：『“放逐”就是驱逐出都，不许与闻国事。屈原被迫出都后的流浪地点，是汉北，即今湖北北部襄阳及河南西南部内乡西硖一带。这一带地方统统叫做“汉北”。(今河南西南部西硖县有“屈原冈”，我以为即因屈原曾至此地，故有此名。)』[4P32]

孙作云先生的“汉北”之地范围太大。

《楚世家》曰：“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1.P341]按此处之记载，“河南西南部内乡西峡一带”属“析十五城”地域，不属“汉北”。即或它是“屈原曾至”之地,也不等于是屈原流放之地。

赵逵夫先生说：“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流被放汉北”[5P307];“汉水下游今钟祥、京山、天门、应城、汉川五县地，正是先秦时楚人所谓‘汉北云梦之地’。”[5P308]

赵逵夫先生的“汉北之地”，在郢都之东，似乎“脱离了战国时楚人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心理语言习惯等的实际”，属于自订标准。与《史记》所记的“汉北之地”不符;《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1P344]此“汉北”在鄢、邓之北。

假如顷襄王十九年就将赵氏所谓的“汉北”——“今钟祥、京山、天门、应城、汉川”等地，割让予秦。白起反而在第二年才攻取，位于“钟祥、京山……”北部的鄢、邓，这从地理位置上看是难以想象的。与屈原自叙的“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也不符。

黄灵庚先生说：“屈原退居汉北，就是说退回到他父考生前谪居过的上庸而已。”[6《〈离骚〉“伯庸”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P82-84](P84)

上庸分明在汉水西南，今竹溪、房县一带，把上庸划归“汉北”，令人难以信服。也与《楚世家》：“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上庸与汉北为两地之记不符。

4、屈原可能在怀王二十九年回郢都。

《楚世家》：“二十九年(前300年)，秦大破楚，楚死二万，杀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1P341]楚怀王要和齐，会不会因此把屈原招回郢都?屈原有没有参与“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之事?不得而知。但是，屈原参加了怀王三十年，讨论“秦王约怀王武关会”的廷议，并劝怀王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1P627]故屈原可能是在二十九年回的郢都。

二、怀王三十年放逐屈原论商榷

(一)怀王三十年“怀王放流屈原”论

1、屈原“谏怀王之后，就被怀王‘放流’”

潘啸龙先生说：『我以为这初放的时间当在怀王三十年，证据就是屈原本传中的这样一段记叙：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柰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後，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於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柰何，故不可以反……。

仔细琢磨一下这汉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下述几点重要情况：

第一，屈原在三十年怀王欲赴武关之会以前，虽已被疏，但还在朝。

第二、怀王赴武关之会，这是楚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在此之前的二十八、二十九年，秦楚连年构兵.楚国均被击败;三十年，秦又伐楚，取八城。在这样严重的军事威胁下，秦昭王遗怀王书，提出会盟武关，实在是心怀叵测。对楚国来说，所受压力与订“城下之盟”无异。又，怀王赴会，如入狼窝，若有闪失，楚国命运攸关。……

第三，在这场重大问题的斗争中，屈原遭到了失败。传文中“怀王卒行”，正说明了这一点。接着，本文中便突然出现了“屈平既嫉之，虽放流”这一段文字。而且，它又在“顷襄王怒而迁之”之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屈原在谏怀王之后，就被怀王“放流”——即放逐了。』[7P92-93]

《屈原列传》并未按时间顺序叙事，很容易产生歧见。故有人怀疑其中有脱漏、错简，或篡改。但是，从《屈原列传》中“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等内容看，在屈原放流以后，怀王当安然在楚，而不是被扣在秦。

《列传》中并没有任何三十年“屈原在谏怀王之后，就被怀王‘放流’”的迹象。至于“它又在‘顷襄王怒而迁之’之前”，更不能说明“在谏怀王之后，就被怀王‘放流’”。

屈原谏怀王“不如毋行”，主观上是从爱护怀王出发，客观上也没有损伤怀王的尊严。怎么会因此而被流放呢?《楚世家》记，同是谏怀王“毋行”的昭雎，未受任何影响，就是旁证。

潘氏说：『第四、屈原放逐以后，仍然“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因此，便作赋抒志，自我申辩，表明他“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的态度。但是，怀王拒不采纳，终于入秦被留，而屈原也“终无可柰何，故不可以反”』。[7P93]

即便按潘氏所说，屈原因谏怀王“不如毋行”而被流放，随后怀王即去秦被扣。若此时屈原“作赋抒志，自我申辩”，又怎么能向被扣留在秦国的怀王表白自己的忠诚和冤屈呢?

潘氏的“怀王拒不采纳，终于入秦被留”之说，颠倒他自己所设定的事件的前后次序，不能自圆其说。

潘啸龙先生说：『总结上述几点，屈原因为谏怀王入秦，即於当年被放逐，就是很清楚的了。放逐到哪里呢?那就是《抽思》中所说的汉北之地』。[7P93]

在这里，潘氏不是“很清楚了”，而是愈说愈糊涂了

。

请问，何处有“屈原因为谏怀王入秦，即於当年被放逐”的依据?

潘氏认为“《抽思》作于屈原放逐汉北后一年，即顷襄王元年”[8《屈赋研究三辨》P8]，

那么，诗中为什么没有“系心被扣在秦国的怀王”、盼望怀王回国的内容?反而有许多埋怨怀王的话“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览余以其修姱。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这怎么能与“系心怀王”的屈原心境相符呢?

2、潘氏“怀王三十年放逐屈原之佐征”

潘啸龙先生说：『屈原在怀王三十年被放逐，还可以从怀王入秦被留后的史料中找到佐征。试看《楚世家》的这条记载：(楚大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於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於齐，……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

《战国策·楚四》：亦有一段文字，记楚太子横归国后的一段史实：

楚王死，薛公归太子横。因与韩魏之兵，随而攻东国。太子惧。昭盖曰：‘不若令屈署以新东国为和於齐以动秦。秦恐齐败东国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将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东国为和於齐。

这两段文字，都记叙了怀王入秦以后，楚国上下人心浮动，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

当时，楚急欲太子归国，以绝秦国之望.定楚人之心.以屈原历来竖持联齐抗秦的立场，和他多次出使齐国的元老重臣的资望，赴齐以求归太子者。舍屈原其谁属?出乎意料的是，这时赴齐的不是屈原，而是昭雎。同样的。当齐，韩、魏三国之兵随而攻楚，楚太子横急欲使人“为和於齐”时，负此重任谁比较适合呢?当然是屈原。出乎意料的是，“以东国为和於齐”的，又不是屈原，而是二流人物屈署!人们不禁要问：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当初力谏怀王赴武关之会的楚贞臣屈原何在?对照一下《屈原列传》.我们便恍然大悟：原来，屈原巳被怀王放逐了!怀王自己既入秦不返.没有他的命令，楚大臣及太子横仓猝之际.不能也不愿召还屈原。於是乎赴齐以求归太子.“以东国为和於齐”的使命，只能由昭雎、屈署之徒担任了。倘若屈原不在放逐之中，依怀王十七年秦楚交兵、国势危急而令屈原使齐之例，屈原是应该出马的。』[7P93]

在“怀王入秦被留后的史料中”，没有记载“应该出马的”屈原，成了潘氏“屈原巳被怀王放逐的佐征”。

这与现存“先秦史书中没有提到屈原的名字”，曾经是屈原否定论者的重要依据其推论模式何其相似?

先搁置其逻辑问题，仅就“佐征”的内容分析如下：

(1)、《楚世家》的记载：

『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柰何绝秦之欢心!”於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於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於齐，……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1P341]

《楚世家》中接二连三地提及昭雎：

建议“合齐善韩”的是昭雎;

谏怀王“毋入秦”的是昭雎;

“诈赴於齐、归楚太子”，也是昭雎，

可见他是怀王后期的重臣。

学者们多注意到《楚世家》与《屈原列传》记载的不同，就楚国历史来说《楚世家》比《屈原列传》更为权威。

这里或许表明，屈原在此之前已经被怀王降职(其贵族身份未变)，属于结束汉北流放之后回到郢都的罪臣，并未得到重用。其地位远在昭雎之下，故《楚世家》只记昭雎，不提屈原。

潘氏说“以屈原历来竖持联齐抗秦的立场，和他多次出使齐国的元老重臣的资望，赴齐以求归太子者。舍屈原其谁属?出乎意料的是，这时赴齐的不是屈原，而是昭雎。……当初力谏怀王赴武关之会的楚贞臣屈原何在?”。潘氏此论是不是有“以己意代古意”，曲解《史记》之嫌?

(2)、《战国策》的相关记载

《战国策》中描写“前299年，楚太子在齐质”有三个故事：《楚策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楚策四》“长[垂?]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齐策三》“楚王死太子在齐质”。三者之间人物、情节互不搭界，而且与《史记》记述不合。

假如说，《国策》不提屈原是因为他“被怀王放逐了!”可是《国策》三篇都没有提到《楚世家》中一再出场的昭雎，难道昭雎也“被怀王放逐了”吗?

可见，没有记载“应该出马的屈原”，就是“已被怀王放逐的佐征”，其推论不合逻辑。

潘氏所引用的《战国策·楚四》曰：『长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楚王死，薛公归太子横，因与韩、魏之兵随而攻东国。太子惧。昭盖曰：“不若令屈署以新东国为和于齐以动秦。秦恐齐之败东国而令行于天下也，必将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东国为和于齐。秦王闻之惧，令辛戎告楚曰：“毋与齐东国，吾与子出兵矣。”』[9P834]

“前299年，楚太子在齐质”时“楚王未死”;更没有“齐，韩、魏三国之兵攻楚”。

“秦恐齐败东国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将救我。”、“吾与子出兵矣”?均不可能!

楚国立新王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楚国会不顾怀王仍然被扣留在秦的屈辱，设计让秦国来救助吗?秦国扣留楚怀王，就是为了逼迫楚国割让巫、黔中之郡，岂有放弃目的，无条件救楚的道理?

——《国策·楚四》如此背离史实，属于不合情理的编造。似乎不宜采信作证。

(二)“子兰放逐屈原”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十年，怀王入秦被拘留后，子兰等人掌权，曾经放逐屈原。此论也缺乏说服力。

怀王入秦被扣押，亲秦派非常不得人心，不得不有所收敛。亲秦派“欲立怀王子在国者(子兰)”未能得逞，就是证明。当时矛盾的焦点是“抓权”，假如子兰集团“执掌大权”，要排斥的“敌对势力”，应该是支持太子的昭雎等人，而不是打击孤独无权的屈原(《离骚》：“国无人莫我知兮”，可见屈原的孤独;由昭雎为主“诈赴於齐、归楚太子”说明屈原无权)。

说在这“国无君”的几个月内，“子兰集团将屈原逐出郢都”，既与当时的形势不符，又没有内外依据。还与后面的顷襄王怒而迁屈原衔接不上。与《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难以融通。

若是说屈原被放汉北回郢都后，再次被子兰放逐，那更是毫无依据之臆想。

三、“初放汉北”紧接“远迁江南”论商榷

潘啸龙先生说：『迁屈原往江南的决定，当在怀王归葬於楚以后(即顷襄三年)作出，屈原从汉北回郢都稍事整治行装，即於四年仲春去郢“东迁”。……屈原初放汉北，自怀王三十年至顷襄王三年，整整三个年头。由于他自汉北经郢都，是为了远迁江南，而不是召回复用，因此并不能见到襄王。《卜居》所说的“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七谏》所说的“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辞。不及君而骋说兮，世孰可为明之”，都成为有力的佐证。同时，屈原执忠信之志，存“存君兴国之心”，而遭怀王放逐;三年之后，仍“竭知尽忠，而蔽障於谗”，不仅不能召回复用，反而更远迁江南.这不能不使屈原悲愤恻怛,“心烦意乱，不知所从”，而要在启程前找太卜郑詹尹决其所疑，并发出“世洲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愤激不平之音，提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自，而家世俗之尘埃乎”的誓言了。』[7P94]

屈原有可能在结束汉北流放回郢都前“往见太卜郑詹尹”作《卜居》。

从“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看，既然是怀王流放屈原，不得“复见”当是怀王。怎么会“不能见到襄王”呢?

若按潘氏之论屈原三十年被怀王流放，“太子横为质于齐”尚未回国。顷襄王立时，屈原己被流放在汉北，屈原并没有见过继位后的顷襄王，何来“三年不得复见”襄王之说?

《七谏》所说的“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辞。”只有怀王在楚才能“愿壹见而陈辞”。这些都是屈原被放汉北前后怀王仍然在楚国的有力佐证。

潘氏说：『在这举国悲痛的时刻，楚人自然要回想起子兰劝怀王入秦的事来.他们知道，造成怀王身死于秦的罪人之一，就是现时占居令尹要职的子兰.屈原当时尚在放逐之中，得知怀王死去的消息，当然更加悲痛.本传说他又是“既嫉之”，又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接着就是“子兰闻之大怒”可见，在此前后，屈原必定怒斥了子兰这批奸佞误国的小人.子兰听说了这一切，当然要暴跳如雷，非得借上官大夫之口进一步诉毁屈原不可了。这样，当时虽然“秦、楚绝”，诸候不直秦，朝中应该是抗秦派可能抬头之时，但屈原却并没有因此而被赦免，反而被顷襄王放逐到了遥远的江南。』[7P94]

若按潘氏之说《卜居》作于“怀王归葬於楚以后”，在这“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之时，为什么在《卜居》中，不但没有“怒斥子兰奸佞误国”、没有怜惜怀王“如悲亲戚”之词，反而发出‘世洲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愤激不平之音”?这怎能体现屈原“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之情呢?

统观《抽思》、《卜居》内容，屈原放流汉北前后，怀王当安然在楚国国内。

再看《哀郢》的内容，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不像是与家人¸刚刚相聚又要分离的描述。

“出国门而轸怀兮”、“哀见君而不再得”。

倒像是在顷襄王初期，屈原在郢都尚有任职，经常可以见到顷襄王，与君王还有不能割舍的君臣之情。

这就是说在《哀郢》中也找不到“刚刚在汉北流放了三年多”紧接“远迁江南”的任何迹象。

可见，潘氏的“屈原在怀王三十年被放逐汉北”紧接“远迁江南”，“并不能见到襄王”之论，既无史传佐证，又与作品内容不符。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四、楚怀王十六年屈原放逐汉北论商榷

1、《新序》屈原章与楚怀王十六年“屈原见放”论

《新序•节士》屈原章：『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10P240]

邹汉勋(1805—1854)《邹叔子遗书·屈子生卒年月考》采《新序》之说曰：“考张仪去秦相楚，诈楚绝齐，皆在怀王十六年，则原之见放作《离骚》，必是年也。”

陆侃如先生也认为：屈原第一次放逐，事在楚怀王十六年，其地点则当是汉北，第二年，怀王把他自汉北召回，出使齐国。[11P99-100]

此论既与《史记》矛盾，又与《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不合，因而没有说服力。

2、怀王十八年前不可能“放逐屈原”。

据《史记》记载，怀王十五年“王怒而疏屈平”;十六年“屈平既绌”，十八年“张仪诈楚”;“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史记》连续三次记叙疏、绌屈原。可见在怀王十八年之前，不存在屈原“放于外”的可能性。

3、《新序》省略了“王怒而疏屈平”

《新序》“屈原章”对屈原一生的概括，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前后连贯、总体相关进行叙事的。与《史记》所记也大体吻合。《新序》之“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与《太史公自序》“屈原放逐，著《离骚》”完全一致。单就“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看，并没有毛病。屈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把屈原著《离骚》的时间定在怀王后期或更晚。只不过《新序》把这两件亊插在“上官大夫、靳尚之属，共谮屈原”和“怀王十六年张仪诈楚”之间，又没有提“怀王怒而疏屈平”。这样很容易让读者误解：或者以为“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是“张仪诈楚”以前的事。或者误解：《新序》此记，打乱了历史事件的前后顺序和内在联系，与《史记》记载不同，不可采信。

《屈原列传》有三处提及疏、绌屈原。刘向不至于否认“怀王疏屈平”之事。《新序》之所以未记“王怒而疏屈平”，可能是刘向为了叙事简练而省略了好些内容。应该把《新序》的“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看作是《史记》中“王怒而疏屈平、屈原放逐(汉北)、著《离骚》”这几件事的综括表述。

这样理解，既符合《新序》叙事简练的实际，又能与《史记》一致，把“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解释为怀王后期的亊。(详见拙文《试论〈新序〉屈原章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