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一职，主持变法。就在这一月，宰相富弼上书论天人之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载此事的前因后果道：

富弼因足疾未能入见。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这个“有为帝言”者，实际上是指王安石。富弼的《论灾异而非时数奏》，首先列举了当时发生的天文变异和地震状况，说这是大可惧怕的事。他说孔子作《春秋》，不记祥瑞而记灾异，就是为了让君主恐惧修德，以应天地之变，并没有将灾异归于时数。而董仲舒的对策，说灾异是由于朝政所致，是完全正确的。若帝王为政和，百姓喜悦，天地就会以和气应之，从而阴阳气顺，百害不生。若为政不和，阴阳不顺，就会有各种灾害。他劝告宋神宗切不可把灾异归于时数而不恐惧，否则就将会有董仲舒说的“伤败乃至”的大祸发生。富弼的上书表明，变法一开始，关于变法是否合乎天意，王安石对待天命、天意的态度问题，就发生了严重的斗争。

第二年、即熙宁三年，宋神宗正式提出了王安石对天意的态度问题。《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载：

帝谓王安石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其问意专指此三事。

把外界的传言作为制科考试的策问题目，要应试者对此一问题作出答复，事实上是让应试者表明自己的宗教-政治态度，这就不仅是一般的传言，而是已经成为严重的宗教－政治问题。王安石恳切而明确地向宋神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惧天变也；陛下采纳人言，事无大小，唯是之从，岂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何恤乎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屡变也？今议者以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矣。

外界传言说是“朝廷以为”，这就不是专指王安石，而是也包括神宗在内，并且首先是指神宗。所以王安石首先说明神宗是畏天变的，这实际中也是为自己辩白。这一条，是三条指责中最严重的一条。王安石对于第二条可以有条件地承认，对于第三条则可以毫无顾忌的承认，但对于第一条，则决不能有半点承认。否则他就将成为名教罪人，他的一切言论就都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的一切变改措施都将付诸东流。

实际上，王安石也不是不畏天变。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易传》说：“天垂象，见吉凶”。作为一个儒者，不畏天变，也就是不畏天命，那就是一个小人，就不配做一个儒者。王安石也不是这样的人。在前述王安石的《周官新义》中，他就明白表示，天的吉凶之变，是人所感召。若遇这种情况，人就应修政，来回答天变。这是传统的因天变修德、修刑思想。在《洪范传》中，王安石明确表示反对两种对待天变的极端倾向：

况天者，固人君之所当法象也。则质诸彼以验此，固其宜也。然则世之言灾异者，非乎？曰：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

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予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

说某个天变，就是为某人、某事而生，这是汉代儒者的普遍意见，也为后代的不少儒者所坚持。但是就在汉代，出现了某种天变，究竟是为哪件事？当时就争论不休。《汉书．五行志》所载，董仲舒、刘向、刘歆，对同一天变有三种不同的解释。西汉末年，谷永和其它儒者，对天变的解释也大相迳庭。汉代因天变要策免三公，魏文帝曹丕废除了这种作法，说天变首先是君主自己的责任，这也是对天变的不同解释。越到后来，天变不必定是为某事而发，已经日益成为儒者们的普遍意识。欧阳修《新五代史．司天考》，不再记录某种天变所对应的人事，就是“天变不必定为某事而发”思想的典型表现。王安石反对“蔽而葸”者，不过是当时大家都具有的意识。反对者也未必就认为天变一定是为某事而发。他们之所以制造这样的传言，不过是对王安石的蓄意诋毁罢了。正如司马光所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三不足”说，特别是其中“天变不足惧”，就是这种毁之太过的表现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宗教气氛的浓重。

《宋史．王安石》传载：

三年十二月，（王安石）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这条记载，就明确是在指责王安石不惧天变，一意孤行，而神宗还是惧天变的。这是史书、也是王安石当时或稍后的儒者们对王的指责。

熙宁五年，有人开始直接指责新法违背天意。《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载：

辛丑，司天监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帝以瑛状付中书，安石遂谒告，诏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

这条材料也见于《宋史》王安石本传，只是稍为简略。

同年三月，市易法颁布。不久又颁布保马法、方田均税等项法令，这次召来了更大的反对。尤瑛只是一个普通的天文学家，一个下级官员，这次是元老重臣文彦博借天变言事，并导致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载：

市易司既立，至果实亦官监卖。彦博以为损国体，敛民怨，致华岳山崩。为帝极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

在文彦博看来，华山的崩塌，就是因为这些所谓兴利之法的颁布，天对人发出的警告。王安石对天变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王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文彦博辞去朝廷的职务，放了外任。

熙宁七年春天，久旱不雨。宋神宗损膳，企图减灾。翰林学士韩维认为这样不足以减灾，劝神宗痛下罪己诏书。其诏书说道：

朕涉道日浅，暗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续资治通鉴》卷七十）

诏书要求臣下直言朝政缺失，这是因天旱对朝政所做的公开检讨。而所谓朝政，主要是颁布的新法。宋神宗长吁短叹，忧形于色，准备废除新法，来回应上天的惩戒。王安石劝慰神宗说，水旱灾害，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即使尧和汤这样的圣人统治时期，也无法避免。只要努力搞好人事，就是对天意的回应。但宋神宗说，我所害怕的，正是人事没有搞好啊！现在对新法的怨恨太多。从皇亲到近臣，没有不怨恨新法的。（见：《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史．王安石传》）在上天的警告面前，宋神宗准备退缩了。

旱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把农民背井离乡的悲惨情景画成图，送给了皇帝。要求废除新法，以“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百姓垂死之命”。并且断言：“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史．王安石传》记载此事说，郑侠上书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郑侠的上书，充满了一个儒者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也表现了一个儒者对天命、上帝的充分信任。他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把旱灾归咎于新法违背了天意。

宋神宗接到郑侠的上书，寝不能寐。于是下令废除新法。《续资治通鉴》卷七十记载：

（郑侠）书奏，帝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翼日，癸酉，遂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长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是日，果雨。

《宋史》王安石本传没有这段记载，只说郑侠因此被发配岭南。《续资治通鉴》说是宋神宗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以后，天下了雨，臣子们入朝庆贺，神宗把郑侠的图给大家看。但吕惠卿等人坚持新法是正确的，并把郑侠交御史治罪。其结果，是只废除了方田法。

三天以后，宋神宗恢复了正常膳食。而司马光在御史台看到神宗的罪己诏书，感激涕零，他认为自己不能沉默，也向神宗上了奏折。其中说道，政治的缺失，重要的有六条。一是青苗钱，二是免役法，三是市易法，四是对外用兵，五是保甲法用杀人凶器训练农民，六是任用坏人兴修水利，劳民伤财。其奏折最后说：

但一下手诏，自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之，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续资治通鉴》卷七十）

也就是说，只有废除新法，才能解除上帝的愤怒；而只要废除新法，上帝的愤怒就必然解除。据《续资治通鉴》所载，宋神宗对司马光的建议，“皆不听”。（同上）

在这个过程中，皇太后、太皇太后也出面干涉了，她们认为，王安石扰乱天下。上帝的警告，人间的怨恨，都在这次旱灾中集中起来，王安石终于感到难以支撑，于是上表要求辞职。经过再三、再四的请求，宋神宗批准了。就在司马光上书十天以后，王安石被解除了职务。《宋史》王安石本传的史臣评论说，王在执政五年之后，“以旱引去”。而旱灾乃被认为是上帝的警告。人言可以不恤，上帝的警告就不能不惧。在上帝的警告之下，宋神宗退缩了，王安石也退缩了。上帝的警告，是导致新法失败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不过这次王安石被解职，新法还没有被废除。它只是后来废除新法的前奏。将近一年之后，王安石被重新启用。据《续资治通鉴》所说，其原因是王安石被解职后，原来积极追随王安石的吕惠卿背叛，对王极尽诬陷之能事。韩绛与吕多有争论，自觉力量不足，遂建议神宗重新启用王安石。而王安石此次也不推让，倍道兼程，走马上任。然而新法是否合乎天意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这就注定了王安石这一次也难有什么作为。

就在王被重新启用这年即熙宁八年十月，天上出现了彗星。皇帝依惯例避殿减膳，下诏求言。这次王安石和神宗发生了直接冲突。《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载：

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一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不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复请以宝玉禳之，公孙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乎？所传占书，又当世所禁。謄写讹缪，尤不可知。陛下圣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为所陈。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

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

帝曰：岂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

这次天变，是神宗直接向王安石发难了。王安石之所以能坚决实行变法，全靠神宗的支持。神宗现在态度如此，新法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王安石称病，是由于感到新法无望了。而神宗这次直接发难，乃是由于天变。上帝的警告，不能再不重视了。

臣子们也纷纷上书言事，认为只有罢免王安石，废除新法，才可以报答天变。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上书道：

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陛下有仁民爱物之心，而泽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恶不求诸道，谓忠者为不忠，不贤者为贤，乘权射利者。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园夫，足以干阴阳而致星变。愿察亲近之行，杜邪妄之门。至于祈禳小数，贬损旧章，恐非所以应天变也。（《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神宗读了王安礼的奏章，非常感动，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是受了近臣的蒙蔽。

十二天后，彗星消失。消失后十天，张方平继续上书道：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天地之变，人心实为之。故和气不应，灾异荐作。顾其事必有未协于民者矣。法既未协，事须必改。若又惮改，人将不堪。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一夕而九兴也。（《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又称病不出了。一年以后，王安石第二次被解除了宰相的职务。《续资治通鉴》评论此事说：

安石之再相也，多称疾求去。及子雩死，力请解机务。帝亦厌安石所为，乃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卷七十一）

安石多次称疾求去，是对新法的推行绝望了。神宗厌安石所为，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天变使他认定新法是错的，是不合天意的。不过神宗在世时，新法还没有完全废除，因为那毕竟是他自己的作为。数年以后，宋神宗死，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也就是宋仁宗的妻子垂廉听政。两个月后，重新启用司马光。司马光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完全、彻底地废除新法，并用不顾其他儒臣要求区别对待、区分缓急的建议，一意孤行，不分是非，迅速地废除了所有新法。对于拥护新法的官员，不分是非，一律罢免。八年后，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又启用王安石的拥护者，并且也像司马光对待新法和王安石的拥护者一样，恢复新法，并且驱逐所有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官员。这时候，北宋的朝政已不是是否实行变法的问题，而完全演变为不同官僚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北宋政权就在这样的争斗中迅速衰落、以至灭亡了。

北宋灭亡后，围绕新法和天意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北宋末年，杨时指责王安石误国，是说王以自己的学术倡导奢侈；也有人是认为王不该用自己一家之言统一思想，使别人不能讲话。到了南宋，当儒者们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的时候，对王安石的指责就逐渐集中到“三不畏”上来了。

宋高宗建炎三年，司勋员外郎赵鼎上言，说自从王安石熙宁年间执政，随意更改祖宗法度，坑害百姓。后来蔡京又继续王安石的政策，以致酿成今日大祸，现在王安石还配享神宗庙庭，这是政治的最大缺失。必须加以改正，才能收拾人心，感召天地和气。宋高宗采纳赵鼎建议，罢去了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的资格。

数十年后，理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淳佑元年正月，宋理宗下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从祀孔庙。同时宣布，将王安石逐出孔庙：

寻以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宋史．理宗本纪》）

这是对王安石一案的最后判决。其判词说明，王安石最大的罪过，是宗教罪，是不畏天命。这个判词并不符合实际，但从王安石执政开始，富弼上书，到这个判词问世，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对儒教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

摘自《中国儒教史》第七章《北宋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