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科技精英赋

茫茫大漠，赫赫群英。

科研陋室，青史有名。

禹域天地灵秀所寄，

不独山水更在仁人。

核雷震九天，神箭惊远瀛。

寰球愕殊绩，五洲赞聪颖。

虹光西陲起，鹤归华表闻；

虽离庙堂高阁，犹虑江湖远屏。

党育一代雄才，国赖高智众星。

瞻雄风之永驻，留浩气于长存。

前驱暮鼓在，来者晨钟行。

昔年撒手锏，今畴更高精。

多娇江山所望，科技兴邦强军。

在现代中国技术发展史上，钱三强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用执著求索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原子能事业奠定了宝贵的基础，并以自己的智慧为党中央确定“两弹一星”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的工作精神和道德风范，成为几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楷模。

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钱三强，原名钱秉穹，１９１３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１６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１９３２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１９３６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两代居里夫妇都是世界知名的核物理学家，第二代的丈夫因慕名还改用了妻家的姓。

１９４０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１９４６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１９４８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１９４９年１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５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１９５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５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１９５８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１９６０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１９９２年，他因病去世，终年７９岁。国庆５０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５１５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法国科学院院长也是法共党员的约里奥•居里郑重向到访的中国学者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必须先拥有核武器”。

钱三强等中国科技精英都期望永远不要使用核武器，但他们用尽心血研制的核武器又是保卫国家独立和安全的无价之宝。

不久前，江泽民总书记强调，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年，钱三强等人在世界最尖端的科学领域中奋斗，党中央对他们的事业予以高度重视和支持，恰恰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钱三强与同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抱着科技救国的宏愿刻苦学习，攀登到世界最先进科学的前沿。同时，他又认定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强国的宿愿。

期盼人类和平的钱三强等科技精英，都坚决反对使用核武器。但是面对美国一再对新中国实施核讹诈，他们不能不以最急迫的努力从事核事业并首先服务于军用。当时，钱三强的导师──法国科学院院长、也是法共党员的约里奥•居里郑重地向到访的中国学者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必须先拥有核武器。”通过艰苦的努力，中国终于掌握了“两弹一星”，从而为保障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提供了无价之宝。

他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居里夫妇叮咛一番之后，又把极为机密的数据和一些放射性材料送给他。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们当“小学生”，请他上原子能课。

钱三强青少年时代便从国学大师的父亲那里接受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在异国，他有了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和很高的学术地位，仍一直以父亲强调的“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这两句话作为座右铭。１９４８年春天，钱三强得知新中国不久将诞生的消息，马上表示想回国参加建设，并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钱三强随后向恩师夫妇讲了自己和妻子想回国的愿望。这对导师虽有些舍不得，仍表示支持。信仰共产主义并同情中国革命的约里奥还说：“我要是你们的话，也会这样做的。”居里夫妇把极为机密的数据和一些放射性材料送给他，并嘱咐他回国后“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５月间，他和夫人何泽慧便带着刚刚半岁的女儿登上回国的海轮。

１９５４年国庆节，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首次向对方询问能否提供核子方面的帮助，对方委婉地加以拒绝。１９５５年１月，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开会研究时，特地把钱三强、李四光等人请到中南海的会场，并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显然，领袖们是想从科学家这里得到可靠的依据，然后再确定决心。

面对牵系国家安危的嘱托，钱三强把自己丰富的核知识浓缩起来，用通俗的语言向中央领导们做了讲解。他介绍了世界上发展原子能的过程，并介绍了中国现有的条件，认为已可以起步发展。为了形象直观地介绍对核辐射的测量，他还把事先准备好的自制盖革计数器放到桌上，又把一块铀矿石装在自己口袋里从桌旁走过，计数器马上发出“嘎、嘎”的声响，会场上传出一片笑声。接着，中央领导们从钱三强那里接过铀矿石标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询问。讲课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拍板说：“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并表示：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毛泽东还请钱三强等人一起聚餐，并说：“为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中国发展核事业的决策，就此正式确定。

１９５６年波匈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为寻求中国支持，于翌年同意提供核技术。钱三强就此多次到苏联谈判和参观，掌握和消化了大量有关知识。１９５９年６月，苏联中止提供核技术资料和样品，翌年夏天撤走全部专家。此时，国内又遇到严重经济困难，有人提出核工业也应“下马”。在此关键时刻，钱三强认为靠中国现有的基础，完全可以造出核弹。他的看法和表现出的才能，又为中央确定自力更生发展核事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