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朦胧诗”兴盛于八十年代初。最早的发轫之作是舒婷于１９７９年发表在福州《兰花圃》上的一批诗，其中有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等。其时真名叫龚佩瑜的舒婷还是厦门灯泡厂的一名女工。她的诗作以新颖的构思、神奇的意象和独特的比兴，给在“四人帮”时代压抑已久的中国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这使众多诗歌作者和读者深受鼓舞和喜爱，同时也引来不少非议和反对。

由此，《福建文艺》（后更名《福建文学》）编辑部于１９８０年２月率先在全国组织了一场新诗大讨论。围绕诗歌可不可以抒发个人感情；抒个人之情与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关系如何；怎样扩大诗歌的题材；怎样看待诗歌的社会职能；新诗应如何吸收外来形式，它与民族化、大众化的关系如何等等，每一期都辟出专版刊登争鸣与商榷文章，时间达一年半之久。这期间，诗歌界著名的“三个崛起”先后问世。即谢冕发表于１９８０年５月７日《光明日报》上的《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发表于１９８１年３月号《诗刊》上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发表于１９８３年第１期《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此前，孙绍振更早在１９８０年４月号的《福建文艺》上最早在理论界发表了支持舒婷的文章《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福建文艺》及紧随其后的《诗刊》的新诗大讨论和“三个崛起”无疑给起步中的舒婷、北岛、顾城等新诗人以极大的支持和肯定。但反对派的声浪也正一浪高过一浪。

最早的反对派代表人物是公刘、章明等。章明以《令人气闷的“朦胧”》──发表于１９８０年８月号《诗刊》上的文章而“名满天下”：“也有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此前，舒婷北岛的诗先后被人叫作“新诗”、“难懂诗”、“晦涩诗”、“古怪诗”、“某种品类”等。自从章明的“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之后，“朦胧诗”一词迅速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并传扬开来。由《福建文艺》首开先河的各种新诗大讨论也在全国相继开展。但是，很快，一场全国性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给“朦胧诗”以极大肯定的“三个崛起”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尤其因为孙绍振（当年才４５岁）提出了诗歌创作的新的美学原则，以其思想的大胆，理论的尖锐还有对传统美学观念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不驯服姿态，既引起全国理论界的关注，又受到最严厉的批判。断章取义截取的批判论据是“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和我们五十年代的颂歌传统和六十年代的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孙的这最后一段文字被批得最多最狠，几乎达到体无完肤的地步。

但是，无论怎样大棒挥舞，“三个崛起”反而越批知名度越高。“朦胧诗”更在全国诗坛奠定基础，从此走向世界。这正如诗人蒋夷牧在１９８０年写的《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中所言：“‘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曾给诗歌界带来一场灾难。十几年来，诗歌在宣传大话，编造假话方面充当了很不光彩的号手角色。暂且撇开内容不说，就风格和流派而言，诗坛几乎只能听到一种乐器──小号的声音。言不由衷的高调，声嘶力竭的呼喊早已使人厌烦。而舒婷同志却操着自己的琴弦，吹奏着富有自然气息和人情味的木管进入了诗坛……”

一晃２０年过去了，今天的舒婷早已担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兼福建省作协副主席。舒婷这几年散文创作收获颇丰，一样好评如潮。但她依然保持诗人本色，尽管经常被邀请出国访问，却始终保持一颗谦虚的平常心。这不，９月１５日刚从云南参加笔会２０余天才回到厦门家中的舒婷，你问她在干什么？她回答说：“在家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