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杂文犀利、深刻，一篇篇杂文如匕首、投枪刺向敌人胸膛。其杂文集名，同样反映出了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恨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之心。

《热风》先生前期杂文集，1925年出版。先生对于当时的黑暗现实颇为不满，写文章进行抨击，“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称之为《热风》。”

《坟》先生前期杂文集，1926年出版。先生认为“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明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棗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生愿的”，所以先生将杂文集命名为《坟》，意即将“一切一切”都埋掉。但先生又自认为没有刘伶那中“死便埋我”的放达，“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所以，命名为《坟》也是一种“取巧的掩饰”。

《华盖集》收集先生1925年所作杂文。先生有诗云：“运交华盖欲何求”，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是成佛作祖之兆。而在凡人则是厄运，华盖在上，人给罩住了，便四处碰壁。1925年，先生因《咬文嚼字》和《青年必读书》而遭到一些所谓学者文人的攻击，先生自称“碰了两个大钉子”，所以先生将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而出版于1926年的《华盖集续编》则是因为“年月改了，情形依旧”。

《而已集》先生1927年所作杂文集，1928年出版。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三闲集》收集先生1927年至1929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有过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成仿吾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所以先生在1932年出版该集时，“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收集先生1930年至1931年所作杂文，1932年出版。1930年，《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棗鲁迅》，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等。而在此之前，亦有人说鲁迅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所以先生“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起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来揭示“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伪自由书》1933年上半年，鲁迅用“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短评，“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5月以后便不能发表，先生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所谓“‘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所以将投给《自由谈》的已刊和未刊的杂文收成集子，称为《伪自由书》，于1933年出版。

《准风月谈》收集先生1933年下半年所作杂文，1934年出版。1933年5月，《自由谈》登出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鲁迅先生不得不适当改变内容，“谈风月就谈风月吧”，以隐晦曲折的手法来写。这些杂感，表面上是在谈“风月”，实质上是从“风月”来映出“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因此先生称之为《准风月谈》。

《南腔北调集》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发表了署名为美子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鲁迅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先生自己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所以先生将1934年3月出版的这个集子命名为《南腔北调集》，是一种自嘲，更是对美子的嘲讽。

《且介亭杂文》1935年，先生在上海“越界筑路”区域棗即“半租界”棗收集1934年所作杂文，命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一半而成，意喻中国的主权只剩下一半。后又有《且介亭二编》、《且介亭末编》。

《花边文学》收集先生1934年所作杂文，1936年出版。作者在该集的序言中对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释：“（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