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国家”“学习型组织”等短语在中国如火如荼的时候，神州大地也刮起了一股创新型思潮。暑日漫长，酷热难耐，北京的编委们在空调房里闲来无事，开始捣鼓起教材来，还创了一把新。比如说网络语言登堂入室成为一门一堂高中语文课，再比如说将金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替掉经典文学《阿Q正传》；将伤痕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替掉古诗经典《孔雀东南飞》……

好莱坞式快餐文学的大量涌现，让传统经典篇目淡出视野。“娱乐至死”的思维从电视屏幕蔓延到书本教材，为人师表的“精英学者”成为攻城掠地的急先锋。编委薛川东是这样解释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教材；教材的变化，往往折射着时代的变化。解释之后还意犹未尽，放言“我们碰了以前不敢碰的东西。”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俨然炸了小日本几个碉堡。

教材是传道授业的载体，时代在变，内容也应该变化，无可厚非。盗亦有道，教材编纂也应该拿捏一定的尺度，否则也会误入歧途。在这里，改版效果姑且不论，就拿为编委们所津津乐道的“碰了以前不敢碰的东西”这个编纂教材的态度来说，就值得商榷。以前不敢碰的东西是不是都不好，现在的东西是否都坏，这是首先要探讨的问题。“始作俑者”和“敢为天下先”意义相近，但褒贬不一。以前的东西好，碰了它不一定有坏结果；以前的东西不好，碰了它也不一定有好的回报。一切都要取决于“碰”后的效果，不是取决于“碰”这个态度。就拿我们国家来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历史，是大家公认的，不能碰；而如果我们的编委硬要说只有4500年，那就犯了大忌，碰了是要栽跟头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碰了以前不敢碰的东西”不能作为编纂教材水平高高低、科学与否的凭证，拿这来说事无疑是不明智的！

有些东西我们是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能倡导专制，不能搞个人崇拜，官员不能贪污腐败，不能卖假冒为伪劣产品，不能在黑砖窑非法雇佣童工等，这些都是为世人所公认的（至于能否严格执行另当别论）。但有的东西是不需要变化的，生拉硬拽去求变化就会引起负面效果，适得其反，特别是对于教书育人的教育产业，教材关系到万千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变化更是要慎之又慎，不能想当然。比如说，网友可以说“慰藉孔夫子千年的寂寞”，但教材上就最好不要去分析千年前的孔夫子是否是寂寞的；再比如说，为了出名炒作，你可以说李白是古惑仔，但作为万千少年精神食粮的教材来说，我们应该以其诗为学习对象，至于李白是否是古惑仔问题，可以留给感兴趣的人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