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专家：

刚才顾老师说他退休了，是个自由人，那我更以一个自由人的角度谈谈高中的课程标准与高中的课堂教学。我学习课程标准，我觉得最有收获的就是提出了“素养”这个概念。就在前言这一部分多次讲到：“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应帮助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语文素养，使全体学生获得必须的语文素养。”

华东师范大学的著名教授钟启全，他与日本学者多次讨论“素养”到底是什么。他认为素养是个整合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性的概念，我从自己长期从事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整合和发展至少是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技能与能力，第二个层面是知识，第三个是文化的创造。技能与能力的形成、知识的支撑、文化的创造，综合成为一个人的语文素养。我一直认为，查字典，不管《辞海》《辞源》，查出来，你都不会有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我们语文教师的心里自然有一把秤。我引用的是电影《重庆谈判》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两人在庭院里散步，蒋介石说：“润芝呀，你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润芝”，就显得很亲切。江青晚年患了癌症，喉癌，住在医院里，必须起个假名字，江青为自己起了一个假名，“李润青”，李，她本姓李，润，毛润芝的“润”，第三个字，江青的“青”。毛泽东怎么回答，又不能争，又不能吵，毛泽东说：“委员长的话说到我心里，不过我想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如果农民常期来吃不饱穿不暖，没有购买力，整个国家的经济也是不可能的了。”蒋介石一口宁波话，说：“解决农民问题，你是专家了，全国统一以后，你就专门负责解决农民问题，军队嘛，就不要搞了。”毛泽东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军队不要个人搞（个人就是独裁），也不要集团搞（集团就是军阀），军队应当代表国家的意志。”蒋介石说：“你们延安，小小的延安，还是很有办法的，出了这么多的人，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一个个都是猛将呀。”毛泽东说：“委员长夸奖了，这些人早年不都是您的学生嘛。”两个人的素养在这里表现得非常充分。不管蒋介石早年，在上海，江湖上滚打，但他当了国家元首以后身边两大文人，一个于佑任，一个陈布雷，与宋美龄结婚后，又给他带来了一点欧美文化，他还得叫宋美龄“darling”。毛泽东不同，自学成才，不管谁都不可否认，他是个伟大的诗人、词人，他写的诗，豪迈的有“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细腻的有，“斑竹一支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就是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它里面包含着他的学养、教养、涵养，是一个综合性。

问题在于，课程标准提出了“素养”这一概念，解释了语文教学的最基本的目的，那么怎么来完成这个任务，我以为，另外一个词语“养成”，它揭示语文教学的规律，它是通过养成的。什么是养成，国外语言学倒有一句话，一个比喻，“语言就是威士忌，一种酒，它是在酒桶里慢慢酿成的”。这里边含有三点，第一点，酿成的，刚才顾振彪老师也讲到，酿成不是物理变化，而是化学变化，不是量变而是质变，从社会语言学讲，是“内化”。第二个概念是“慢慢地”，“慢慢地”也就告诉我们，需要一个过程，他就像当初“小皇帝”喝的鸡汤，是慢火熬出来的。我个人认为，语文教学没有头条新闻，也没有轰动效应，他注重的是一种缓慢的，日常的过程，或者说是急不得的。第三个，必须在酒桶里，酒桶就是酿酒的载体，那么语文教学的载体是什么，教材，或者我们现在说文本，古今中外，从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一直到清政府实行了废除科举以后，那时我们叫国语，现在叫语文，也都是有教材，哪怕现在欧美国家，这么发达，也是有教材的，很难想象，语文课没有教材。而且我觉得教材必然有随意性，散漫性，语文教材不可能编出一套像化学教材、物理教材那样序列非常严谨、有序，缺了一堂课就要补课，否则后面听不懂，学不会，这个可能性不大，总含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散漫性，这也是语文学科的特点所致。因此要实现课程标准中的理念，必须要有一套好教材。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两年编的教材，大多是以话题组织单元的，话题组织单元有许多优点，它的人文性比较强，某种程度来说也有利于学生开展研究性的学习，探究性的学习。但是也有缺点，缺点在哪里呢，因为你阐述的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最基本的特性，人文性是语文学科的价值走向，二者要处理的好。现在以话题组织单元，它的语言文字教学的这条线，忽隐忽现，叫教师琢磨不透。有时候比较好的教材，前面单元用了，前面一个话题用了，后面没有了，有时候，前面的教材呢还比后面的教材深。像我们上海自编的教材，我们六年级进入初一了，初中共有四年级，小学结束一上来读的两篇文言文，一篇《爱莲说》，另一篇《陋室铭》，什么道理呢，话题带来了矛盾。我在杭州一次开会的时候说，语文文字这条线忽隐忽现，教师琢磨不透，下面一个老师马上举手，“陈老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怎么能够说语言文字这条线忽隐忽现呢，我认为根本没有这条线。”他认为根本没有这条线。我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一次讲话里面就讲了这个例子，结果上海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的主编，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陶本一教授，他原来是山西师范大学的校长，他说，“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最难的就是找出这条线。”这个问题是我们当前课程改革过程中教材编写遇到的比较大的麻烦。王尚文教授和我一起在北京开会，他说：其实这个问题，叶老在1938年就提出过，当时呢，刘半农等人也热心于以话题组织单元，叶老说，“这样做教材既侵犯了公民课的范围，又远离了语文课的立场，我不敢苟同”。但是我个人认为，在目前这场改革中，想改变这个现状，编写出一套完全符合语文教学规律的语文教材来是比较难的，甚至于呢，一时间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我们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注意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结合这个最基本的特性。现在新编的教材，许多老课文不用了，老课本教材也有很多非常好的，像记叙文，写一件事的，冰心的《小桔灯》不用了，写几件事环绕中心的，巍巍的《我的老师》，现在也不用了。说教材要新，对学生来讲，无所谓新与旧，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呀。另外，提示语，现在的提示语写得都很美，散文诗，但大多作人文的阐发，没有工具的落实，后面的练习也不行，这些练习往往有点大而空，所以就导致现在很多语文课多多少少有点像班会课，有点像公民课，这是大家都认为的当前语文教学比较普遍的现象。

当前语文课有三个现象值得关注。第一，媒体不断地在展现。当然，媒体用得好，有助于语文课教学。一激发兴趣，调动情绪，二获取信息，拓展视野，但是绝对不能冲淡我们对文字本身的阅读。我想香港还是比较明智的，十年前，香港说能用电脑尽量用电脑，因为我们技术还不熟悉，需要有个普及的过程，但是现在香港教育署提出的能不用电脑就尽量不用电脑。过去是量的问题，现在是质的问题，要么不用，要用就在质量上来思考和发展。第二，现在的语文课往往不好好读书，学生不读，老师也不读。广东省某个市的教研员说，“课改未成课堂乱，源自师生不读书”，大家都不读书。现在课堂上流行的一句话，“现在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很快地把课文看一遍”，那么这个三分钟时间到底来得及看吗？好了，匆匆忙忙看完，马上讨论。现在流行的第二句话，“请前面两个同学转过身去”，教《项链》的，马上讨论路“瓦栽夫人是个人悲剧还是社会悲剧？”教《雷雨》，马上讨论，“周朴园对鲁侍萍的爱是真情的还是假意的？”“认为真情的坐在这一边，正方，认为假意的坐在那一边，反方。好，现在我们请一个同学上来主持这场讨论。”这已经成为我们当前语文教学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我想，我学课程标准，首先最引起我关注的是素养，我们的语文课要有利于提高一代人的素养，而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我们要把握语文教学本身的规律――“养成”。现在我们的高中课程标准里确实没有强调训练，很多老一辈的语文特级教师感到有点不满，钱梦龙老师还写了一篇文章《为训练正名》，巢宗祺教授对我说，我们没有过多的强调训练，这是由我们的这个体系决定的，但是不等于不能够训练。初中还比较强调的，训练前面加了两个形容词，一个是科学的训练，一个是有效的训练。我在教书的时候遇到过两位校长，一个是张炎林，虽然名气不大，倒也是苏区过来大，很有个性，很有教养的，他对我说你懂得什么叫语文教学吗，你们这批人就是不懂得语文教学，告诉你，松松垮垮出人材。他这里“松松垮垮”就是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读书，在他的头脑里是非常人性化的教育。第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段力佩，是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提出语文教学的读读议议，到了80年代提出语文教学茶馆式。当时我在市教委教研室工作，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非常生气地对我说，“你们教研室搞什么名堂，编了这么多的训练册，这也训练，那也训练，人又不是狗”。这两个人对我的训话是最厉害的。他们的教育观念是非常人性化的，而不是功利性的。现在的语文教学，第一个我刚才讲的，就是不管需要不需要，滥用媒体。第二个不管需要不需要，学生还没有处在认知冲突阶段就开始讨论。第三个就是无限的拓展，这篇课文“一”还没有完成马上反“三”，拓展是省力的，网上一拉什么都有了，深入到是艰苦的，千万不要以拓展掩饰自身的肤浅。这三个现象，在我们高中的语文教学中是比较普遍的，因此我认为要提高高中语文教学质量，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师。

上海有一位资深教育专家对我说，“钟梁，我们好好想一个问题，课程标准和教材编写比起来哪一个更重要，是教材；教材和教师比较哪一个重要，教师”。我想他讲的很朴素的，倒是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教社的教材特点比较稳，我们要新，在求新的过程里就要讲一点稳。这是小平讲的，“讲改革必须讲稳定”。我们上海一位老教育家吕型伟先生说，“改革未必能发展，当然，发展必须要改革”。在课程标准里，对教师提出这样几点，第一更新观念，第二丰富知识，视野要开阔，第三认真读书，精心钻研教材，第四，研究教法，懂得什么是真真的对话，它没有写第五，我再补充一点，第五，要重视高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中提出，各级政府官员要提高执政能力。今天我们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要提出提高教师的执教能力。没有这个层面的工作和发展，那么课程改革或者教材编写的意义好像就不大了。在这个过程里，教师毕竟是最重要的。要让他们懂得怎么把语文课真正的上成语文课，我看这是最重要的。语文课要真真的上成语文课，给予学生一种语文素养的教育。

譬如，《胡同文化》，我听过《胡同文化》的课已经很多很多，往往就是抓住胡同文化这个话题，北京胡同文化是封闭的，于是放了很多照片，接着又放很多上海的很多照片，上海的弄堂是开放的，于是封闭和开放做比较，且不说这是很不准确的，而且也不像一堂语文课，你放的音乐，至少放小彩舞的京韵大鼓吧，你不能去放费翔的那首歌，整堂课就是在这种非常浮躁的过程里面过去了，我想真正的语文课要研究一下。《胡同文化》，汪曾琪写《胡同文化》，这是一篇序，“胡同没落了”，摄影集的一篇序。他从哪里写起。他从北京城的方方正正写起，这是语文教学的一个层面，写什么。但是语文教学的更重要的一个层面，他怎么写北京的方方正正呢，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可能比第一个层面更重要，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因为我们是语文课。法国著名的画家塞尚讲过一句名言，“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画”，画什么，画山，画水，画人，画物，就这么几个，但是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艺术有怎样的高低，全在于怎么画。那么汪曾琪是怎么写北京城的方方正正呢，先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通过一个比喻来讲，“北京城就像一块大豆腐，方方正正的”，这个比喻好在哪里，好就好在一下子给这篇文章定了一个基调，平民化，生活化，比成一块大豆腐，不是平民化，生活化吗？整篇文章也是平民化，生活化的，这就是胡同的本质。第二个层次是怎么写的呢？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拉洋车的，往东朝西，另一个呢就是老两口在炕上，老汉对老妻说，“你往北边挤一挤可以吧，往北挪一挪”，都是老百姓的事情，但是它已经进入到老百姓的语言结构里，最能够深入人心的是进入到老百姓的语言结构里，这就是恩格斯讲的典型性，典型的意义，典型的作用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语言结构里面。我们说，你这个人这么小气呀，简直就像“阿巴贡”，“阿巴贡”已经进入到知识分子的语言结构里。你长得漂亮，你像“梅兰芳”，“梅兰芳”深入到普通人的语言结构里，你长得漂亮，你是章子怡，还不行，“章子怡”还没有能够进入到人们的语言结构里。这个人这么敏感，一点点事情就哭，就像“林黛玉”，“林黛玉”进入到人们的语言结构里。现在北京城的方方正正、东南西北进入到老百姓的语言结构里。最后小结“方方正正到北京城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而且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语文教学还有第三个层面：要诵读，只有诵读了才能进入到心里。在诵读的问题上，教师怎么教学生呢？最重要的是教它的节奏。郭沫若老先生说，“节奏是力与时间的组合”，力是轻重，时间是缓急，学生由于生活和体验的不足，在节奏上是需要老师教的，尽管有的普通话不好，但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和经验，提供了我们指导朗读的机会，“北京城就像一块大豆腐，方方正正”，“就像一块大豆腐”这个要读得快，结尾“方方正正的北京城，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而且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一字一字读清楚，“思想”的“想”第三声，首腹尾都要读出来，读完后可以再提醒同学注意，第一句“北京城方方正正”，最后一句“方方正正的北京城”，在你们初中读过的课文里面，哪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在开头和结尾语言次序上也如此掉换了一下？老舍的《济南的冬天》，题目是《济南的冬天》，结尾“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当然，我们在座的老师，特别是教研员，肯定会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上语文课，现在的课文这么长，课时这么少，怎么来得及。于是，我们说，作为一个语文教师的基本功来讲，必须学会逐字逐句、逐句逐段钻研课文，这是你的基本功，然后再设计教法，提高教学艺术。我们一切教学艺术，教学设计，首先建筑在你对课文的理解和把握上，这样才有第二步：突破一点带动全文，抓住要害的地方，突破的这一点，必须能够带动全文。

譬如，教《祝福》，当然有的老师就从对祥林嫂称呼的三个相似的句子中来突破，第一个，“大家都叫她祥林嫂”，第二个“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第三个“镇上都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通过这三个不同的称呼，带动全文，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女人命运的悲剧。但是也有人是从《祝福》中“我”这个人的分析来带动全文，因为《祝福》中的“我”既是小说中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是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一点的封建的知识分子家庭，但是他是一个觉醒者，他与鲁四老爷没几句话，鲁四老爷就进去了，“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凡是觉醒者必然是孤独者，“只剩下我一个人”，这个“剩”字要重点讲，特别我们在江南一带这个字很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