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读书看报或处理各种事务，尤其是在进行教学和科研时，常常在地名上发生问题。不仅是古地名，就是在今地名上也易发生问题。例如某一地名，是政区还是城镇?其方位在哪里?地理特点怎样?政区的沿革怎样?名称有什么变化?这些情况是很复杂的，不查找有关工具书，往往不易解决。我国地土广大，历史悠久，同名异地，异名同地，地名的变更或消失，以及治所的迁移等等情况，也很复杂，要弄清楚这些情况，也需要查找有关工具书。地名工具书数量大，种类也多，各有其用处。本文结合怎样查找古今地名问题，分别介绍如下。
^^一、怎样查找今地名
假如只查某县某市在某省的何方，找一本新版的《中国地图册》就行了;如果不知道它在何省何县，最省事的办法是查阅1984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十六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它附有用汉语拼音编排的“地名索引”和“地名首字笔画检字表”;利用它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找到需要知道的地名。“索引” 选取图集中的地名二万余条，一般地名均可查到。本图集中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资料截止1983年6月30日，前此新设县市均予著录。还有一种八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79年初版，行政区划资料截止1978年底;1983年第二次印刷本，行政区划资料截止1982年底)，地图出版社还为它出版了一本《中国地名录》(副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索引》，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编，1983年出版，行政区划资料截止1982年底。选收本图集中地名三万二千余条)，可与本地图集配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此外，如查较小的地名，还可查阅各省区挂图和分县地图集，如浙江、福建、台湾、河北、陕西等省都分别出版了本省的分县地图册。
由于行政区划时有变动，而最新版地图集的行政区划资料只截止1983年6月底，地图集每隔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改版一次，要查1983年7月以后的行政区划变更资料(如新设或撤销、合并的县市)，就得查阅这一时期以后每年出版一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民政部编，原由地图出版社出版，今年起改由测绘出版社出版)。这是一种篇幅不大，却很有用的工具书。但它出版得较慢，往往到每年的六月间才能见到上一年资料的《简册》。也就是说，1983年的行政区划情况要到次年六月以后才能从《简册》上见到。要及时查最新的行政区划资料，还得翻阅国务院办公厅编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简称《国务院公报》或《公报》，每隔十几天出版一期)。此《公报》刊载最新的行政区划资料。
上面说的，只是查找今地名的位置和简况，如果还想知道它的沿革和概况，就得查阅1979年版《辞海》或它的《中国地理分册》。《辞海》是一部比较新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现有县级以上地名，一般均予收录。但由于书中的行政区划资料截止1978年底，所以要查1979年至1981年底新设县、市，还得翻阅1983年出版的十六开本《辞海·增补本》或1982年出版的大三十二开本《辞海·百科增补本》，譬如1981年由甘肃永昌县析置的金昌市即可查到。但由于它是大型综合性工具书，不可能修订或“增补”得太勤，所以要查1982年以后新设的县、市，还得借助于上面说过的《简册》和《国务院公报》。
由于《辞海》是综合性工具书，所收现代地名究竟有限，所以要查某些地名，还得翻阅臧励龢等人编纂、由商务印书馆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以下省称《地名大辞典》)，因为它收录的地名较多。但由于它出版于五十多年以前，书中不少资料还是1928年以前、甚至是民国初年的，内容比较陈旧，它提到的一些“今县”，现已成为“旧县”，查阅本书之后，还得根据它所提供的线索，再翻阅《辞海》、《辞源》或别的工具书，才能对所查的地名有比较明确的了解。
此外，民国初年由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编辑印行的《全国行政区画表》
(每年或数年刊行一次)、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表》(每年或数年印行一次，最后一版是1947年11月印的“第十一版”)、中华书局于1936年初版的《辞海》(习称旧《辞海》)和1940年出版的《最新中外地名辞典》(葛绥成编著)、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于1962年初出版的《辞海·试行本》的《地理分册》与1965年4月出版的《辞海·未定稿》，也各有特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史为乐同志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1979)(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叙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政区沿革;又附有“地名索引”，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是一本查找今地名很有用的工具书。
总之，查找一个地名，有时需要翻阅几种工具书，才能解决问题。例如解放初期，除陕西西安市以外，东北还有个西安市(属辽东省)。在《辞海》里找不到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里查出：1952年“原西安市改称辽源市”。据此再查《辞海》得知，“解放后(1948年)以西安县城区设西安市，1952年改辽源市”。原来今天吉林南部的辽源市就是当年的西安市。
^^二、如何查找古地名
古地名的下限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但由于民国元、二、三年(1914年)有一些县因与他省重复而改名，所以这里把下限延至民国三年。查找古地名比查找今地名更困难些。如只查古地在今何处，可查阅谭其骧先生主编、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本图集共八册，收古地名约计七万左右。自1974年起，用中华地图学社名义陆续出版内部试行本。经过修订，自1982年以来已陆续公开出版第一(原始社会、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二(秦、西汉、东汉时期)、四(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六(宋、辽、金时期)共五册，第三(三国、西晋时期)、七(元、明时期)、八(清时期)三册亦将于年内或明年出齐。图上注记古地名用黑色，今地名用棕色。每册均附有“地名索引”，“索引”后附有“地名首字笔画检字表”和“汉字简体繁体对照表”，使用这些 “表”和“索引”，很快便能查出古地在今天的位置。因图集收录地名较多，有些在《辞海》、《辞源》和《地名大辞典》里查不到的地名，在图集中却可查到。譬如“清都尹”这个地名，在上述三书里都查不到，在图集第四册里可查到，原来它是北齐的都城——邺城。图集还解决了《地名大辞典》等书未确指古地在今何处的问题。譬如《地名大辞典》说唐代武礼县“当在广西境”，范围太大，无法查找;而图集第五册却标出武礼县在今广西扶绥县西;再与今地图对照，得知它在县西左江南岸。但需注意，并不是每一朝代的州县名称都能查到，因为各代地图所收地名均有断限，即以某年为准。譬如第五册里规定“隋郡、县建制以大业八年(612)为准”，即这年存在的郡、县，“均予画出”;八年以后新设或废掉的郡、县就都查不到了。
如需了解某古地的沿革和概况，可先查阅《辞海》或它的《历史地理分册》，因为古代的重要地名多已收录，而且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解释比较准确。但它也有不足之处，问题大多出在今地上，即对今县驻地的迁移注意不够。譬如它说金代兴州“治所在兴化(今滦平西)”，就搞错了;“今滦平西”应改作“今滦平东”才对。因为河北滦平县旧治在今驻地鞍匠屯东一百一十里之滦河镇(今属承德市)，1940年西迁鞍匠屯，所以金代兴州治所兴化县治虽在旧滦平县城西南里许，却在今滦平县东。
但《辞海》是综合性工具书，所收古地名毕竟有限，甚至连清末或民国改了名的县都没有收。如查找此类地名，可先查1979年版《辞源》，因为它“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时存在的州、县，一般都予收录。例如陕西同官县，《辞海》没有收;《地名大辞典》里仍名同官;查《辞源》得知它“在今陕西铜川市”。再查《辞海》铜川市条，得知它于“1946年改称铜川县。1958年撤县设市”。当然，先查《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也可查出它在今铜川市北，再查《辞海》，也可得出相同的结果来。
《辞源》的优点是在注释古地名之后，还注明参考何书何卷，以便读者查阅原书。但也偶有错误，譬如辽宁兴城县的沿革是：辽置兴城县，元废。明宣德三年(1428)置宁远卫，清康熙二年改置宁远州，1912年改宁远县，1914年改兴城县。而《辞源》不仅忽略了元废兴城县的史实，又将《嘉庆一统志》中的 “明置宁远卫”误作“明改宁远县(意即“明改兴城县为宁远县”);而且漏列了宁远州和它在《一统志》的卷数和页码。《辞源》一个比较大的缺点是有时把今地弄错，譬如唐代兴庆宫故址本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安城东门外路南之兴庆公园，但《辞源》却说它的“故址在今陕西咸宁县东南”。陕西咸宁县早于1914年就并入长安县了。《辞源》里这类错误较多，读者如对其释文有怀疑时，可与其他工具书核对，以免以讹传讹。
标点符号使用中出现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平时没有养成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使用时随意性强，规范性差;二是不明确标点的基本用法，不能正确判断正误;三是重复训练次数不够，典型错误没有扎根脑中。
标点误用主要有以下十六种情况：
1. 非疑问句用问号
基础知识究竟扎实不扎实?对今后的继续深造有重要影响。
如果孤立来看前半句是疑问句，但是与后半句一起考虑，前面就不是一个单句，而是主谓词组做主语，与后面的谓语部分“对今后的继续深造有重要影响”合起来组成一个陈述句，应改为逗号。
2. 倒装句中问号前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同志们。”厂长严肃地说。
这是一个倒装句，“同志们”是全句的主语。凡是倒装问句，问号应置于句末，才能准确地表达出疑问或反问的语气。
3. 分句之间用顿号
浦东展开了翅膀，她是那样欢快、昂扬、奋发、正在向辉煌的明天飞去。
这里实际上有三个分句，在第二个分句和第三个分句之间(即“奋发”之后)，应用逗号而不是顿号。“欢快、昂扬、奋发”，是并列短语。凡是并列短语，最后一个成分后面不能用顿号。
4. 并列短语不同层次的词语之间用顿号
上海的越剧、沪剧、淮剧、安徽的黄梅戏、河南的豫剧，在这次会演中，都带来了新剧目。
“越剧、沪剧、淮剧”是一个层次，它和“安徽的黄梅戏”“河南的豫剧”组成并列词组，又是一个层次。不同层次之间都用顿号，必然脉络不清。“淮剧”“黄梅戏”之后应改用逗号。
5. 连词前面用顿号
观众长时间地等待，只为一睹她的风采、或签上一个名。
“或”是连词。在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或”“和”“及”“与”)前面，均不能用顿号。可根据句子的不同情况，或者删去顿号，或者改用逗号。
6. 概数之间用顿号
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好似细浪微波，线条柔和，蜿蜒起伏，连接着高高的远山。
“三四”是邻近的两个数字连用，表示大概数量。既然是概数，便不能加顿号。
7. 集合词语误用顿号
这次严打的成功，和广大公安干、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和公安干、警家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公安干警”是集合词语，“干”指干部，“警”指警察。集合词语是紧密结构，不能用顿号分隔开来。
8. 句中没有逗号直接用分号
打好这一仗的关键是：一要发动群众;二要找准目标;三要速战速决。
顿号、逗号、分号、冒号，虽然同为句内点号，但停顿的时间有长短之分，一般应先用停顿短的逗号，再用停顿长的分号，不能乱了秩序;只有在“分行列举的各项之间”才能直接用分号。
9. 句中已用句号再用分号
一、学习贵在自觉。要有笨鸟先飞的精神，自我加压;二、学习贵在刻苦。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持之以恒;……
句号是句末点号，分号是句内点号，既然已经用了句号，表明整个句子已结束，再用分号，便显得不伦不类。应将句号改为逗号，或将分号改为句号。
10. 冒号提示范围不清
毛泽东有两句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我从中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
从表面上看，冒号后面的内容全是提示的范围。其实不然，这里提示的只是两句诗。修改方法：或将冒号删去，或将“我从中”前面逗号改为引号内句号。
11. 句中短暂停顿用冒号
本市文坛三位女杰：王安忆、王小鹰、程乃珊在一起谈笑风生。
“三位女杰”和“王安忆、王小鹰、程乃珊”是同位短语，中间只需短暂停顿，不必用标点符号。如果一定要用，只宜用破折号，让“王安忆、王小鹰、程乃珊”充当“三位女杰”的说明性短语。
12. 同一句中用两个冒号
晚上开大会，张书记宣布：厂里要实行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持证上岗，二是脱产培训。
“宣布”后面是冒号，“措施”后面又是冒号，这是不符合标点符号使用习惯的。本句两个冒号中应有一个改为逗号。
13. 引语中句末点号误置
在《辞海》、《辞源》里查不到的古地名，还得查找《地名大辞典》，因为它收录地名较多。虽然它的内容陈旧;但仍可利用它提供的线索，再去查阅《辞海》、《辞源》等书或《历史地图集》。
如在《地名大辞典》上也查不到时，可查阅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编撰的《读史方舆纪要》(有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的六册通行本。以下略称《纪要》)。它以明末清初政区分区，叙述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等，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及山川险要战守利害，是研究我国军事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它收录地名在三万条以上，而又卷帙浩繁，查找古代地名，颇感困难。但如使用日人青山定男编辑的《读史方舆纪要索引·支那历代地名要览》(日本东方文化学院1933年出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由于它着重考订古今郡、县变迁，所以在别的书里找不到的府、州变迁资料，却可在本书中查到。例如明代的安顺州，《辞海》、《辞源》均未收录，《地名大辞典》说安顺州“故治在今贵州安顺县东南，即安顺旧城”，“清时安顺府与普定县同城，民国移普定治定南，改府为〔安顺〕县”。《嘉庆一统志》也未说安顺州何时移治普定城。而《纪要》“安顺军民府”条却明言：安顺州“嘉靖中州移治普定卫城内”(即今安顺市)。
除了《纪要》之外，还可查阅《嘉庆重修一统志》(因开始于嘉庆年间，材料又以嘉庆二十五年为下限，故名)。本书首为京师，下分直隶、盛京、江苏、蒙古等二十二统部和青海、西藏等地区。以府、直隶厅、州分卷，列有疆域、建置沿革、形势等二十五目，内容丰富，考订精详，是一部比较完善的全国性地志，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全书二百册。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影印出版，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中;商务并为本书另编“索引”十册，按四角号码查字法编排，查阅起来十分方便。但“索引”也有疏漏之处，竟把一些州县如端州、岑溪、怀集、阳山、始兴、同安、定陶等漏掉。遇到此种情况，可先从《辞源》、《地名大辞典》等书中查出它们在清代所属府、州，例如端州属于广东肇庆府、同安属福建泉州府，再查这些府、州各在《嘉庆一统志》的第几卷;再由这些府、州里查找这些州、县的沿革和概况。
由于《嘉庆一统志》的下限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要了解本年以后的行政区划变更即新设、改名或撤销的州、县的材料，还得查阅赵泉澄编著的《清代地理沿革表》(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和《清史稿·地理志》。《沿革表》简明扼要，又附有“四角号码检字表”和 “笔画检字表”，查阅起来比较方便。《地理志》虽简略，但也有它的长处，必要时还得翻阅它。例如清嘉庆二十五年置安平厅(1913年改安平县，1914年改马关县)于今云南文山县，其后移治马白关(即今马关县驻地)。诸书均不言移治之事，《地名大辞典》云，厅治马白关;只有《地理志》说“道光三年移今治(指马白关)”。
此外，王仲荦所著《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是一部历史地理专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查找古地名的工具书。因为北周统治了长江以北包括今四川省在内的大半个中国。它著录了州215、郡552、县1056，以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静帝大象元年(579)为准，并根据《水经注》等七、八种古地理书和类书中的地记材料，对这些州、郡、县的沿革详加考证，凡是见于《魏书·地形志》的州、郡、县，尤其是两汉以来的旧县，并省经过，一般在并进的县下，加以说明。并在每个县名之下，注出今地名。
查找古地在今何处，还需特别留意行政区划变更及市、县政府驻地迁移问题。例如南诏都城阳苴咩城故址本在今云南原大理县驻地红旗镇;但由于大理县和下关市于1983年9月9日同时撤销，合并改设大理市，市政府驻下关;于是阳苴咩城故址就应改为在今大理市西北红旗镇了。所以注释古地在今何处时，不仅要勤查《辞海》和新版地图集，还要勤翻最新的《简册》和《国务院公报》。
三、几本分省编写的地理和历史地理书
这里还想介绍几本近年出版的分省编写的“地理沿革”一类的书籍，它们是：《湖南省志·地理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初版、1982年修订再版)、《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简表》(蒲孝荣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78年印行;将于今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山西历史地名录》(刘纬毅编，山西省地名领导组1979年修订再版)、《陕西地理沿革》(吴镇烽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些书的优点是内容丰富，资料较新，沿革十分详细，收录古今重要地名较多。其中以《陕西地理沿革》与《湖南省志·地理志》(修订本)篇幅最大，内容充实，资料最新。《山西历史地名录》(修订本)的特点是附有“地名索引”，便于查阅参考。其余各书均无索引。此外，《浙江分县简志》(陈桥驿编)，也将于今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前正由各省、市分工编纂的三十一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在数年内即将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江苏省分卷》已经付排，可望于年底或明年出版。由民政部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和《全国乡镇地名录》即将由测绘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 “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 “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 “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钭肿影骸⑶宕骷夜芡忠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