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讲下去。学生们照常记着笔记，默默无声的。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留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
我的表在衣袋里嘀嘀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１０时３０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没有一个学生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都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向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定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
注：１９３８年，日军侵略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