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都没觉得我妈妈是个作家，我觉得她就是我妈妈。我知道她写作品大约是在一九四五年她写《关于女人》的时候，那时妈妈辞去了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家里就靠爸爸一个人赚钱，而爸爸又得了肺炎，几乎都要死了，不巧那时我们家又被盗，本来还有架打字机准备拿去当的也被偷了，妈妈没办法只好写文章来卖钱。
妈妈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感受最深的是从小妈妈就教我们要真，做人要真，要说真话。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从小跟妈妈呆在一块儿时间最多，也是得了母亲最多的爱的一个孩子。小时候妈妈常给我讲故事，常带我到哥乐山去欣赏大自然，然后总告诉我应该热爱小动物，说它们既然是有生命的东西，就应该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生活。小时候我特别顽皮，人家也说我的性格有些像男孩子，特别喜欢在外面玩，有时候我逮着蝴蝶儿，或是小虫子、小麻雀，妈妈总是说“你把它放了吧，它妈妈可能在找它哩。你要不放了它。它妈妈可能会着急的。尤其是天黑了，你要在外面没有妈妈，你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我爸爸这个人很纯真的，从我爸爸妈妈的结合上也能看出这一点。妈妈是十九岁出名，从此以后有很多很多名人都追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恭维我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但我爸爸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不恭维我妈妈的人。他第一次就问我妈妈：你看过这些书吗？我妈妈说没有。我爸爸说那你到美国真得好好学习，真得将这些书好好看看。当然我们后来跟爸爸开玩笑说：爸爸有着独特的追求我妈妈的办法。我爸爸是学社会科学的，他很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给我妈妈的书中，在爱情的下面，他总是拿红线画出来，他就是从这种角度追求我妈妈的，所以后来我们开玩笑说爸爸很狡猾。但他确实是很纯真的一个人。爸爸当时向妈妈求婚，需要得到她爸爸妈妈的允许。于是就给妈妈的父母写信，他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写，表述他对婚姻的看法，说明他们两个为什么要结合，这封信是妈妈帮爸爸改的，实际上也等于是他们俩的“合谋”。所以我觉得我妈妈的“真”在选择我爸爸这一点上也体现了出来。
妈妈有很多学生，她都很爱他们，她的爱总是“给予”。当时她的许多学生都是从农村来的，都很贫苦。比如萧乾，当时就很苦，妈妈帮他们找了一份抄写工作的。也都是妈妈帮他们找工作的。他们长大以后，妈妈又给他们做媒，他们订婚、结婚、生孩子、起名字，妈妈都要出来帮忙。记得爸爸当时带一个叫黄迪的学生写论文，黄迪老写不出来，爸爸问他为什么，他说他那孩子半夜老哭，弄得他没法写。爸爸跟妈妈说了，妈妈每天傍晚在给我洗澡之后就坐着洋车到黄迪家给他孩子洗澡。孩子洗了澡，睡好了，半夜就不闹了。我们家几乎是爸爸妈妈的学生天地，有的哭着进来，有的笑着进来，或是因为失恋啦，与妻子吵架啦，或是添了孩子，取得什么成功啦……妈妈总是与他们分担忧愁、共享欢乐。妈妈总会有一些稿费，但经常都给了别人。如家里老保姆的女儿，上初中、高中、大学，都一直是妈妈资助的；再如现在她常会收到许多礼物，她总是想哪个司机的孩子需要什么，作协的司机她都很了解，经常是刚收到就给出去了，她总希望别人能和她一起分享这些礼物。
妈妈对名利是看得很淡的。有人问我妈妈为什么能活到九十岁，我觉得这是因为她非常超脱，非常豁达。她现在觉得她什么都不怕了，她觉得自己不是为别人活，不是为名、为利活。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多给社会介绍一些年轻的作家，有时我一回家，她就招呼我，说哎呀小妹，快来看，这篇文章特别好。她总愿意把这些好的作品推广出去，而且她认为一切年轻的作家都应当和外界多接触，因此有人一定到我们家来，她总是向大家介绍说，最近又出了某某青年作家啦，等等。她觉得今后的世界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
妈妈在培养我们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她从不强迫我们作什么，从不压服我们，总是跟你说理，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都能够讲通，比较民主，让我们自由自在地发展，这一点是我们比较幸福的地方。我从小就想学医，姐姐想学历史，后来周总理说，我们既然在国外都有了英语的底子，希望能把外语继续学好，所以我姐姐现在也在北京外语学院，也在英语系教书，她搞美国文学，我搞美国学，介绍美国的社会与文化。我通过带研究生和本科生，让学生看到自己国家的可爱之处和问题之处。在教学过程中，妈妈也总是要求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学生，热爱自己的事业，所以我觉得，我和姐姐都比较热爱自己的事业，这跟妈妈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比如一九三八年回国以后，我承担过一次中学教师英语培训的任务。当时我把这些学生请到我们家去，妈妈非常高兴，对他们说：“希望你们当一辈子中学教师。你们是教外语的。外语的基础很重要，中学尤其重要，只有把基础打好了，到高年级才能学得好。”他勉励他们一定要坚持在教师这个岗位上，还跟他们讲我们家就是世代老师，她爸爸是老师，我爸爸妈妈也是老师，我哥哥姐姐又是老师。她以此来勉励我的学生。
我妈妈是一个意志非常非常坚强的人。她一切身体一直很好，尽管有一阵吐过血。但自从一九八○年她得了偏瘫，又摔了一跤以后，就不行了。有一次她特别难受地对我说：“我以后可能写不了了。”因为她偏瘫是在右边。但妈妈毅力特别坚强，等到稍好些以后，就开始下地走路。每次我扶她练走路，她都是流着汗，很疼很疼的；除了练走路，她还练写字，先是天天拿笔写五十个字，都是歪歪扭扭的。她当时不论作点什么都很费劲，因为除了大腿骨折，腰也不好，但还是每天写五十个字，后加到六十个字，一百个字，到四百个字。这就是她当时为什么写《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的原因。我觉得，她活到现在确实很不容易，她现在写字一点都不抖，而且很顺，很快。妈妈还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她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尤其是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有的教师的生活情况不太好时，经常会很难过。她写《我请求》，就是满怀这种感情写的。有时听到什么，她会气得要命，比如听到浪费啦，贪污啦，盗窃啦，她就恨极了。但如果听到进步的事，令人高兴的事，她的情绪就特别好。而且有一条，凡是福建人要她做事，长乐人要她做事，她不会拒绝；孩子、教育方面的事，也从不拒绝。因此我觉得，妈妈的爱恨感情是很鲜明的。妈妈每天晚上差不多都要看电视，她喜欢看相声晚会、音乐晚会；好的电视剧，像《篱笆·女人和狗》，她也爱看。另外，她还看球赛，任何球赛，只要有中国队参加，她一定看，不管多晚都看。你问她足球她也明白，有的队员的名字她还叫得出来，如果一看到中国女排赢了，妈妈也是要掉下热泪的。
关于我妈妈写作，我觉得很有意思。在我印象里，她从前往往都是在家务中来写作。我们家尽管有一个保姆，但妈妈还是经常下厨房去洗碗碟儿啦，捡煤核儿啦，这就是她打腹稿的时候：扫地，插花，或是一个人出去看朋友，或是早上醒来以后，也经常是打她腹稿的时候。她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一气呵成的，写出来以后，她总是要抄一遍，我以前很少看妈妈的东西，但从八十年代以后我实际上等于是妈妈很多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她写完了，总要给我看：“你给我看看这个怎么样。”她总是希望人家给她看一看，然后再发表。因此，有时我也跟妈妈开玩笑，说要是我给你提意见也要算稿费，至少得几千块钱呀。
妈妈对我们的影响，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是，她从小就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女孩子，但不要靠男人，一定要有独立性，一定不要依附别人。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了。因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我只是觉得，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所以男孩子玩什么我也玩什么，爬树，打弹弓，玩弹球，一个人系根绳子打秋千，摔出去流得满嘴都是血。我也很少哭，因为妈妈总告诉我应当勇敢，自己做就要自己受，因此这一点我们很独立。
在国外的时候，人家都问：“你们不愿意留在美国？”我们说不愿意，我们的事业在中国，尤其现在更是，我可以通过教书，通过我做的人民代表的工作，来逐渐地改变不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任务。因此我觉得我妈妈，她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也尽到了一个老师的责任，因为她教育我们从小就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不管她还有着怎样的不足，祖国毕竟还是自己的祖国。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