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语音方面还是语汇方面，方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都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的。假如有相邻的甲、乙、丙、丁四个地区，也许某一特点可以区别甲、乙为一方，丙、丁为一方，另一特点又把甲、乙、丙和丁分开，而第三个特点又是甲所独有，乙、丙、丁所无。比如在江苏省东南部和上海市的范围内，管“东西”叫“物（音‘末’）事”的有以启东、海门、江阴、无锡为边界的二十一个县、市；管“锅”叫“镬子”的地区基本上相同，但是江阴说“锅”；管“锅铲”叫“铲刀”的，除上面连江阴在内的地区外，又加上邻近的常州、扬中、泰兴、靖江、南通市、南通县六处；管“肥皂”叫“皮皂”的，又在原地区内减去启东、海门两处，加上常州一处；如此等等。

如果在地图上给每一个语音或语汇特点画一条线──方言学上叫做“同言线”，──那末两个方言之间会出现许多不整齐的线，两条线在一段距离内合在一起，在另一段又分开了。请看下页的图。

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话可以分成两个方言，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哪儿分界就不是那么容易决定了。

不但方言和方言之间是这种情况，方言区和方言区之间也是这种情况，象前边说过的“物事”、“镬子”、“铲刀”、“皮皂”，都属于吴语的词汇，可是分布的广狭就不一致。甚至相邻的亲属语言之间，如南欧的罗马系诸语言之间，东欧的斯拉夫系诸语言之间，也都有这种情况。单纯根据口语，要决定是几种亲属语言还是一种语言的几种方言，本来是不容易的。事实上常常用是否有共同的书面语以及跟它相联系的“普通话”来判断是不是一种语言。比如在德国和荷兰交界地方的德语方言，跟荷兰语很相近，跟德国南方的方言反而远得多。德语作为一个统一的语言，跟荷兰语不相同，主要是由于二者各自有一个“普通话”。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语言和方言就很不好区别。这也就是对于“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这个问题难于作确定的回答的原因。

方言调查对于语言史的研究很有帮助。古代的语音语汇特点有的还保存在现代方言里，例如吴语和湘语里的浊声母，闽语、粤语、客家话里的塞音韵尾（-b，-d，-g）和闭口韵尾（-m）。（更正确点应该说是我们关于古音的知识很大一部分是从比较现代方言语音得来的。）现代已经不通用的语词很多还活在方言里，例如“行”、“走”、“食”（闽、粤、客，=走、跑、吃），“饮”（粤，=喝），“着”（粤、吴，=穿衣），“面”、“翼”、“晓”（闽、粤，=脸、翅膀、知道），“箸”（闽、客，=筷子），“晏”、“新妇”（闽、粤、吴，=晚、儿媳妇），“目”、“啼”、“糜”、“汤”、（闽，=眼睛、哭、粥、热水），等等。这些都是原来常用的词，原来不常用，甚至只是记载在古代字书里的，在方言里还可以找到不少。但是一定要词义比较明细，字音对应合乎那个方言的规律，才能算数。否则牵强附会，滥考“本字”，那是有害无益的事情。

昌黎-卢龙-抚宁地区方言图[①]

图 例

……线以北，“爱、袄、暗、岸”的声母是n，分别跟“耐、脑、难（灾难）”同音；线以南，“爱、袄、暗、岸”的声母是ng，不跟“耐”等同音。

-·-·-线以北，儿韵和儿化韵都不卷舌；线以南都卷舌。

----（1）线以北，“头·上，黄·瓜”的“头、黄”跟单说的“头、黄”同声调；线以南不同声调。

（2）线以北，“没钱”的“没”跟“没来”的“没”同音；线以南，不同音。

~~~线以北，“腌菜”的“腌”的声母是零；线以南是r。

-··-··线以北，管啄木鸟叫“鹐（qiān）鹐木”；线以南，管这种鸟叫“鹐得木”、“鹐搭木”或“鹐刀木”。

汉语从很早以来就有方言。汉朝的杨雄编过一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后代简称为《方言》，记录了很多汉朝的方言词。按照这部书的内容，汉朝的方言大致可以分成十一区：秦晋、赵魏、燕代、齐鲁、东齐青徐、吴扬越、卫宋、周韩郑、汝颍陈楚、南楚、梁益。但是杨雄的书只管方“言”，不管方“音”，所以看不出这些地区的语音是怎样不同。后来续《方言》的书很不少，可惜那些作者都只着重在古书里考求方言词的“本字”，不注重实地调查，不能反映方言的分布情况。因此一部汉语方言发展史研究起来就很困难。要说各地方言古今一脉相承，显然不大可能，因为居民有迁徙（历史上有很多大量迁徙的记载），方言也有消长。也有人以为现代方言都出于古代的一种有势力的方言，这也不近情理，因为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一种方言的力量能够把别的方言彻底排除。

[①]这个图是根据《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里的方言图重画的。图的范围是调查时间（1959）的河北省昌黎县县界，比现在的县界（也是1958年以前的旧界）大，包括现在的昌黎全县（图里的南部），卢龙县的一部分（图里的西北部），抚宁县的一部分（图里的东北部）。这里用昌黎地区的方言图做例子，因为这是唯一的调查点比较密的材料，其他材料大都是一县调查一两点，点与点之间距离太大，同言线不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