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面对春秋末期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以“礼”、“仁”、“中庸”、“教”与“学”为主要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孔子的学说内涵丰富，自成系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还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在《礼记·哀公问》中，他明确指出：“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所以，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他曾感叹地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当林放问礼之本时，他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理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他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宰我欲去三年之丧，他斥之为“不仁”(《阳货》)。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进行了讥刺贬斥。

“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政治上，他反对使用强制性的刑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

孔子崇奉、维护周礼，但并非泥古不化，而是根据情况变化，对周礼有所损益。如周代的礼帽是用麻料做的，可是后来大家都用丝料做，对于这种改变，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按照周礼规定，童子死后，只能以简单的“殇”礼来办丧事。可是鲁国的童子汪，死在抗击齐国入侵的战场上，因他大有功于国家，人们不愿用“殇”礼葬他。当问及孔子时，孔子回答：“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礼记·檀弓下》)

“仁”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孔子以前已有“仁”的概念，但孔子丰富了“仁”的内涵，升华了“仁”的意义。

孔子明确提出，“仁”即“爱人”(《颜渊》)，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他崇尚“礼”，而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他倡导以“孝悌”为基础的伦理观念，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学而》)。甚至“仁”的精神也渗透到他的教育思想当中，提出“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指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教导学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其所谓“德”，就是“仁”的精神体现。他又提出“道(治理)千乘之国”的基本原则，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他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就是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不以兵车”之力。他称颂“殷有三仁焉”，指的就是“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他们都强烈反对殷纣王的暴政(《微子》)。子张问“仁”，孔子更具体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五者的出发点，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关心和体谅上。

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礼记·礼运》)这是初步贯彻“仁”的精神的社会。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

他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其中”(《尧曰》)，反对“过”与“不及”。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又问：“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所以《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者讲的都是排除固执主观成见，尊重客观事实。《子罕》还载孔子的话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指的就是引导人们排除认识上的片面性，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子路》)。他所谓“和而不同”，就是指不同事物之间，不是单纯的一方依顺另一方，而是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关系的和谐与统一。

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由其弟子有子陈述出来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礼”本来是用来显示不同等级之间人们身分差别的，强调“和为贵”，就是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脱离开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内涵，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

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他曾经感叹地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所以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教”与“学”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与“学”的思想是他思想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学无常师，一生虚心好学。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又说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也向他的学生学习，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当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又问：“礼后乎?”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孔子自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他的学生来自十一个诸侯国，有各种出身的人。

对于学习目的，孔子通过弟子的言论提出“学而优则仕”的主张，支持平民出身的学生从政施展才能。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他提倡奋发学习，讲求学习方法。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强调学与求的重要性，称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要求弟子“发奋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他一再赞扬好学的颜回，称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同时又批评白天睡觉的宰予，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公冶长》)。

他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丰富提高自己。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只说不做是可耻的，“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孔子的教育实践与经验，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