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认为北宋因王安石的变法而亡国，列宁则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历史上对王安石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他所倡导的变法的失败，除了他在《游褒禅山记》当中表现出来的妄想狂的性格缺陷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至少还有他忽略了团队建设和变法过程中的执行力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团队建设。
在北宋以至于到现在，中国政府就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执政党与反对党大家都公认的权力与大家都公认的责任，而是一直使用着将暂时失意的一方贬谪至外地去镇守边疆的方式来平息朋党之争。
在北宋时期的政府组织结构是：两院、三省、六部。
在这些机构当中只有户部（财政部）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以外，其它各机构只供赠予空衔之用。通常情况下是宰相兼中书省侍郎和门下省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太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被宋神宗简化为门下省管政策研究，中书省（宰相府）管发布命令，尚书省管执行。
这种简化了的流程也还算清晰，可是当时变法派和反对派两大团队的悬殊就太大了。我们来罗列如下：
变法派：
宋神宗（年轻气盛、雄心万丈的小皇帝）；
王安石（个性偏激、刚愎自用的拗相公）；
吕惠卿（声名狼藉的势利小人）；
李定（母丧不奔、弹劾苏东坡的小人）；
曾布（活跃的政客）；
章惇（同苏轼先友后敌）
邓绾（典型的两面派，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禀（同邓绾）；
王雱（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的姻亲）；
蔡卞（王安石的女婿）；
吕嘉问（王安石的商务部部长）。
反对派：
司马光（伟大的政治家、史学家，反对派之首）；
范仲淹（伟人）；
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官至宰相）；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元老重臣）；
吕晦（第一个发起攻击的人）；
曾公亮（精神脆弱的人）；
文彦博（老好人）；
张方平（元老）；
范镇（元老）；
欧阳修（元老、文学家）；
苏洵
苏轼
苏辙（政治家、文学家）；
孙觉
李察
刘恕
吕公著
韩维（苏东坡的挚友）；
王安礼
王安国（王安石的两个亲弟弟）；
刘挚（独立批评者）；
苏颂
宋敏求
李大临（熙宁中三学士）；
郑侠（向神宗献流民图的宫廷门吏）；
其他御史。
双方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相比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毫不逊色，都是道德高尚、为官清正、生活俭朴，学问和智慧都无懈可击的人物。可是我们看完上表这样一个极不平衡的团队，就可以发现王安石化友为敌的能力同他变法的雄心壮志一样伟大，以及宋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出的人力资源上的惨重代价。比之反对派当中的高尚人物，王安石身边的李定、吕惠卿等人则是不折不扣的小人，特别是他着力培养的吕惠卿，在王安石遇到一点麻烦时立刻落井下石，诬告王安石谋反。而反对派当中的很多元老重臣一开始都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如极力推荐过他的欧阳修、他原来的直接上司韩琦、富弼等，甚至于连司马光也曾经是王安石的朋友，全都被他以阻碍改革创新为由一一化友为敌、大加批判并逐出朝廷。
其次，我们来看看王安石的执行力。
赵匡胤顺手牵羊以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得开大宋王朝，也使他心生警惕，于是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重要的基本国策，即贬抑武人地位，限制武人参政，而建立起了一个士大夫政治制度，全国地方长官一律由文臣出任。这样才有那首著名的宋真宗御笔亲作的《劝学篇》留世以至于今天对我们仍有毒害作用，诗曰：
当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样到了宋仁宗、英宗、神宗时期，整个国家的冗吏、冗兵、土地兼并等问题日益突出。而多年在地方上为官的经历，使王安石意识到这些问题对国家的危害，所以他才针对这些问题推出了新法。王安石相信自己的实践经验和能力，但是他忽视了任何改革从中央开始自上而下地推行的时候，除了必须统一思想以外，整个过程当中的执行力和过程控制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执行层面各级官员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使其在执行时大打折扣，最终变法由设计中的“利国利民”，经过中间各级政府的层层盘剥，变成了“害国害民”。
比如王安石在“青苗法”中规定，每年春天青黄不接时，朝廷以较低的利息借款给农民度过饥荒，秋后偿还，跟现在的农村信用联社差不多，是一项十分优良的社会融资政策。可是这项法令却变成了官府垄断的高利贷和向民间盘剥的工具。
难怪范镇要说：“物议纷纷，皆云：自古来未有天子开课场者。”
韩琦说：“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随亩有农具、牛皮、盐钱、鞋钱、面钱之类……诸如此类，不可悉举，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更引周礼，谓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
欧阳修说：“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分利耳……”（即２０％的年利率）。
甚至当宋神宗听说城里人也被强迫接受青苗贷款问王安石：“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时，王安石还强词夺理：“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
急于名垂青史的王安石，勇于大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主义”，可他所用之法，却是周王试验失败的方法；当听说百姓们为了躲避“保甲法”竟然自己“截指断腕”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士大夫都无法理解新法，何况百姓呢？”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对法令本身的研究和对付那些对新法有点建议的人上面，完全没有想到新法本身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当中如何纠偏的问题，这样的变法，必败无疑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