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在传播福音时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中国的老百姓文盲太多，无法读懂《圣经》。为此，这些传教士发明了用罗马字拼写方言，再以这种拼音文字印刷《圣经》。这样的方言拼音字，有十几种，最成功的是闽南话罗马字，称为“话音字”。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使用这种文字的有十几万人，分布在闽南、台湾及南洋。当时南洋的华侨，也流行用这种拼音字写家信，厦门邮电局平均一天要收到这样的信两百多封。用这种文字出版的书刊，除了宗教读物，还有科普、文学读物，甚至古籍的翻译，计一百多万种。然而，由于这种拼音字教会的色彩太浓，又是用于书写方言，政府不予提倡，任其自生自灭，文革之后已近绝迹。我小时候还见到老太太用这种文字互相通信，现在恐怕是完全绝种了。
这种闽南话罗马字是外国人发明的，它的成功促使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摸索汉字的拼音化。提出汉字拼音化方案并加以试行的第一个中国人是厦门同安的卢憨章。
卢憨章生于1854年，卒于1928年，出生农家，几个兄弟中只有他一人读书。他九岁入学，十八岁应考落第，二十一岁去新加坡学了三年英文，回国后在厦门的日光岩设学，“西人习厦语，华人习英语者，均奉以为师。”并帮一位英国传教士编《华英字典》。二十八岁起开始研究拼音字〔他称为切音字〕，于1892年，出版了中国第一种拼音字方案和第一本拼音字著作《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
先生研究并推行汉语拼音字的目的，是为了救国。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提倡科学，要提倡科学必须普及教育，而要普及教育非使汉字拼音化不可，因为一般人要掌握方块字，要花上十余年的工夫，用拼音字则一蹴而就，“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先生认为，拼音字有以下几个优越性：一、易学，“字母与切法学完，凡字无师能自读”；二、易识，“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于即达于心”；三、易写，“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四、有利于文字国际化，“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切音字”，即使是用中国字的日本，“近有特识之士，以四十七个简易之画为切音之字母，故其文教大兴。”所以我们中国，“切音字乌可不举行，以自异于万国哉！”
先生虽然提倡拼音字，却不认为应该废除汉字。他设想的，是拼音字能与汉字并列，与汉字有同等的地位，可以借助拼音字学习汉字，也可以用它代替汉字，但这并不意味着让汉字从此消失。他的理想，是“若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各依其土腔乡谈，通行于十九省各府、州、县、城镇乡村之男女，编甲课实，登记数项，著书立说，以及译出圣贤经传、中外书籍。腔音字义，不数月，通国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识字，成为自古以来一大文明之国矣。”其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卢憨章的切音新字方案共有五十五个字母，其中厦门音三十六个，漳州音加两个，泉州音加七个，还有十个用于拼各地音。这些字母中，有的既表声母，又表韵母，所以实际上用到的字母，只有三十几个，其中采用拉丁字母小写体的有十五个〔ａ，ｂ，ｃ，ｄ，ｅ，ｈ，ｋ，ｍ，ｎ，ｏ，ｒ，ｕ，ｖ，ｗ，ｘ〕，采用拉丁字母大写的有三个〔G，L，R〕，采用希腊字母的一个〔θ〕，另外自创的拉丁字母的变体十七个。
拼法类似于汉字注音的反切，采用双拼法，即“两字合切成音”，每一个汉字〔音节〕由一个代表声母的字母〔或缺声母〕和一个代表韵母的字母构成，这样每个音节最多有两个字母，比现代拼音采用的音素法显然要简短得多。如果我们今天使用的是双拼法拼音，则用拼音输字就要快多了，每个字带声调只须敲三下键盘。双拼法的缺点是要用较多的字母。
先生的切音字方案，非常现代的一点是，已经实行“词素连写，词间分开”，也就是说有了词的概念，这实际上是受当时教会罗马字的启发。同一词之间的音节，他采用短横相连。至于声调，他采用跟现代拼音相似的符号，不过因为闽南话至少有七种声调，所以标法要复杂些。
这个方案虽然是只用于拼写闽南话，但是先生也提出了全国语文统一的问题。他主张把官话的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把拼写南京话的切音字作为全国通用的正字。他说：“又当以一腔为主脑，十九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既从一律，文话皆相同，而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南京地处南北交汇，语言具有南方话和北方话的特点，以它为标准音，北方人南方人学起来都较简便，实际上比以过于北方的北京话为标准音要合理。不过后来卢先生为了取得清廷的支持，改提用北京话为标准音，此是后话。
《一目了然初阶》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收录的五十五篇汉字对照的切音字读物，全部采用左起横排，比1904年出版的中国第一本横排书《英文汉诂》要早十二年。这些读物，为了做到老少皆宜，都是“男女老少雅俗通晓之文”，“卷首刻里巷歌谣”，“中杂解颐趣语”，收了不少闽南山歌、谚语、民间笑话，实际上是一本通俗读物，比1898年创刊的中国第一份通俗报《无锡白话报》要早七年。
《一目了然初阶》出版后，在闽南很是风行。学这种切音字，“只须半载，便能持笔抒写其所欲言”，而许多外国人也跟着学，“旅闽西人，亦多传其学，称为简易”。第二年，卢先生又出版了《新字初阶》〔厦腔〕，实际上是《一目了然初阶》的节本，主要是为了在家乡推行切音字而编写的。
1895年，卢先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凡数千言”的文章介绍切音新字。1898年，卢先生的同乡、工部虞衡司郎中林辂存呈请都察院代奏切音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向政府建议推行拼音字。在这份呈文中，除了列举了推行切音字的种种好处外，还提出了一项很大胆的主张，即人人都须学切音字，却不必都学汉字，汉字“仍留为典要，能者从之，不必以此责令举国之人从事讲求，以疲其材力”“而况民贫财竭，诵读为难，更以艰深繁重之字，责其为学，将何以启中西文明之会耶？”这一观点，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军机处把这份呈文交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考验具奏”，然而不了了之。这一年，卢先生应日本的台湾总督的邀请，到台湾主持总督府学务课〔科〕。帮助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办教育，被后人认为是“失节”，丧失了爱国立场。但是卢先生的动机，显然是借机到台湾推行切音字。他一共在台湾住了三年。
1905年，卢先生上北京，向管理新学新政的学部呈缴切音字方案，学部却认为卢先生是根据几年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喻旨呈缴的，而这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改成专门办外交的外务部，所以竟叫卢先生找外务部〔即外交部〕去。外务部却认为他们是办外交的，不管此事，又叫他回去找学部。这样互相扯皮，拖了一年。
卢先生呈缴的这个方案，叫“中国切音新字”，他与《一目了然初阶》的方案大不相同。第一，它用汉字笔画当字母，类似以后的注音字母。共有二十五个声母，一百零二个韵母。第二，以拼写北京音为主，同时也可用于拼写厦门、漳州、泉州、福州和广州五种方言。第三，虽然还是采用双拼字，但书写时，韵母居中粗写，声母根据平上去入四声细写在韵母的四角。
卢先生因为呈缴的著作一直没有回音，就在第二年，另抄了一部又送到外务部去，催促他们早日处理。外务部仍然把它转给学部，学部把它送到“译学馆”审定。译学馆倒还真有人才，认为“中国切音新字”有三大缺点：一，浊音声母不完全。二，没有ｂ，ｄ，ｇ收尾的字母。三，写法古怪，不合古今中外通例。给批驳了回去。译学馆把原书和批语交学部，学部转外务部，外务部退还卢先生。卢先生至此明白官方路线走不通，便回到家乡，继续在民间推行切音字。
卢先生途经上海时，把这个呈本略作修改，出版发行，书名为《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在书名旁印了林季商送他的对联，乃是其毕生实践和理想的概括：
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
一旦创成字母，愿叫吾国进文明。
此外又出版了一本《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收有《中国切音字母》〔字母表〕和官话、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广东六种切音字方案，以及《制字略解表》。在这两本书中，方案的声韵母都有拉丁字母的对照，还有一套标点符号。
《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中有一篇“颁行二益”，论述颁行切字方案的益处：一，“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二，“语言文字合一，以普教育也”。还有一篇“十条办法”，论述推行切音字的办法：一，“字母画一，以免分歧也”；二，“颁定京音官话，以统一天下之语言也”〔但是主张先学本土方言的切音字，再学京音切音字〕；三，“开设译学馆、印书馆，以广传扬也”；四，“编列户口，以普及教育也”〔十二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强迫进行切音字教育〕；五，“各省学务处委派专员，以监督提倡也”；六，“开设研究字母会社，以广见闻也”；七，“开设夜学、半日学、期日学，以惠穷黎也”；八，“开设女学，以成人格也”；九，“开设警察学堂，以重职守也”；十，“开设兵学，以守兵律也”。
卢先生在推行了十五年的拉丁字母方案后，改推行汉字笔画方案直到逝世。
卢先生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汉语拼音化运动，“屏弃外务，朝夕于斯，昼夜于斯”，而且始终是靠个人的力量，热心推行，“有从而问字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诱之”。他教学所得，也都用来印书送人。我们今天如果要推行汉语拼音字，仍然阻力重重，则先生在当时所受的压力，可以想见。有人骂他“子真撼树之蚍蜉，汉字神圣，一点一画无非地义天经，岂后儒所能增减！”对此他“一笑置之”，依然“置一切于不闻不问，朝斯夕斯，几废寝食”，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憨气，也就没有了这位“中华首创音字之元祖”。
卢憨章的切音新字方案是用来拼写闽南话的，而历史上第一个用于拼写北方话的拼音方案的发明者也是一个闽南人，龙溪〔今并入漳州市龙海县〕人蔡锡勇。
蔡先生自幼即在同文馆读书，精通外语。后来出使美国、秘鲁、日本等国，在华盛顿住了四年，在一次美国人的政治集会上发现了速记术，大感兴趣，此后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研究用速记术拼写汉语，于1896年出版了《传音快字》。
蔡先生推广汉语拼音字的目的，与卢先生一样，也是为了普及教育。他批评汉字“文字与语言各别，识字读书，兼习其文，记诵之功，多稽时日”，而西洋拼音字则“寻常语言，加以配合贯串之法，即为文字。自上之下，由男及女，无事不有学，无人不有学。”
蔡先生的方案，采用西洋通行的速记符号作为字母，他称之为“快字”，共有五十六个，用于拼写北方语音。其中，声母二十四个，用横、直、斜、正、粗、细的直线〔“矢”〕表示，韵母三十二个，用“小弧、小点、小画”表示。而拼写方法也是采用双拼制，即“一声一韵，两笔相连，切成一音。”
蔡先生由于精通西洋文字，已经有了“词”的概念，所以他主张按词拼写，称之为“连书”，但他没有定下条例，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说明“数字连书式”〔“数字”指几个字〕，“若夫触类引申，一笔连书，可代数字，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蔡先生也不主张废除汉字，而是认为汉字与拼音字应分工，他的快字只是用来拼写白话的，而不是文言，写文言是汉字的事，他说：“传音达意，以音不以字。既得其音，贯串成句，其意自达。此学〔指“快字”〕专为传述语言而设，若骈词藻语，则有文字〔指汉字〕在，非语言之所能赅也。”那么只懂拼音字的人怎么了解古书呢？他认为可以通过把古书翻译成白话来解决这个问题：“古人之训谟，当代之典章，异邦之制作，皆可以切音演为常语，而理可兼通。”“若再充其用，以经史衍成俗语，即以此字宣布流传，将见由质而文，由约而博。士君子所能喻者，农工商贾罔不喻。有裨声教，岂浅鲜哉。”而为他写书后的汤金鸣更指出这种方法源自司马迁：“更推史迁以训代经之法，凡所应读之书，皆可以语言代文字，而得其要领，则化难为易，无书不可读矣。”
然而用速记符号作字母，毕竟太简单了，虽然写起来快，认起来却麻烦，象同是一“竖”，写细了是“的”，写粗了就成了“特”，而一“横”，写细了是“歌”，写粗了就成了“科”，既不易写清楚，也不易辨认。所以，这种速记式的拼音方案是不可能推行的。但是，蔡先生的《传音快字》后来被他的儿子蔡璋修改成了中国最早的速记术，可说是一个很符逻辑的发展结果。
蔡先生回国后当江汉关道尹，大约于1898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