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这首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叙事诗，作为传统教材选入中学课本。古今学者曾对本诗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发明，但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现仅陈管见。
一、兰芝何以见弃
《孔雀东南飞》作为一首弃妇诗，叙述了“兰芝”与“府吏”的爱情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礼教家长制的罪恶与吃人本质。这场悲剧的直接祸首当然是焦母和刘兄，兰芝的见弃便是这场悲剧的肇端。
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见弃呢？是否只是婆媳间的感情矛盾问题呢？有没有其它复杂的社会原因呢？弄清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这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本诗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而且会进一步加深对当时社会及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深刻认识，也有助于理解这场悲剧真正的社会根源及背景。
在汉代，弃妇现象是比较常见的，也是一个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本诗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尽管焦母蛮横无理，俨然以封建家长的架势对仲卿强调：“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但从全诗对兰芝“昼夜勤作息”“上堂拜阿母”及“却与小姑别”等叙述来看，兰芝并非“无礼节”，“举动”也并非“自专由”，况且仲卿与兰芝又是那样情深意笃，在焦母面前又百般为她辩解，但焦母却执意要“遣去慎莫留”，这不能不说是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把弃兰芝的理由只看作是焦母的故意挑剔是不够的。
古代社会的广大妇女常常受到封建礼教的种种限制，统治阶级制定了若干“法规”对她们进行残酷压迫，把那些沉重的精神枷索套在她们头上，使她们失去了同男人同样平等的权力和自由，嫁人后还常常被丈夫以种种借口遗弃，因此统治阶级还专门制定了丈夫娶弃妻子的“清规戒律”。妇女嫁人后只要“违犯”了“七出之条”中的任何一条，就要被弃，这种现象在汉代尤为突出。因此我们说焦母不会不从当时社会“公认”的理由中找出借口而弃兰芝的。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全诗的叙述来看，兰芝见弃主要是因其“无子”，因为这是“七出”中的首要一条。“天子绝世”乃为男女婚姻之大妨。许多象兰芝这样勤劳善良知礼仪的劳动妇女常因“无子”而被弃，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无子”，都不能逃脱封建礼教残害的厄运。
让我们看看下面的“弃妇”诗：
魏文帝《出妇赋》：“思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亲。惟方今之疏绝，若惊风之吹尘，夫色衰而爱绝，信古今其有之。伤茕独之无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没身而同穴，终百年之长期。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艺文类聚》卷三十《人部·别下》）。
诗的女主人公不是因“色衰爱绝”而被抛，而是因“胤嗣不滋”而见弃，以其自身遭遇揭露了封建礼教“无子应出”“自典礼之常度”这种极不合理的伦理观念的罪恶，表现了因“无子”而被弃所造成的悲剧命运的内心痛苦。
汉末刘勋之妻王宋也是因“无子”而被弃的。《玉台新咏》卷二刘勋妻王宋《杂诗·序》曰：“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
其实就连《上山采蘼芜》这首弃妇诗，女主人公也是因“无子”而被弃的。从全诗看，她与“故夫”感情是深厚的，而且“故夫”坦诚地说“新人不如故”。这样一对恩爱夫妻怎么会离异呢？我们说，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首句“上山采蘼芜”。女主人公为何要“上山采蘼芜”呢？这与自己的命运有何联系呢？我们说，“蘼芜”作为一种草药是有其作用的，而诗的用意主要是突出其药用功能的。俗谓“蘼芜”可医妇人无子。《本草纲目》引《别录》曰：“芎䓖叶名蘼芜”。这说明“蘼芜”与“芎䓖”本为一物。《本草纲目》又说：“芎䓖……主治妇人血闭无子”。可见“蘼芜”乃为医妇人无子之药。因此我们说，诗的女主人公是因“无子”而被弃的，否则首句诗与全诗的主旨没有必然联系，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说兰芝亦是因“无子”而被弃，在诗中亦可找到线索。诗中所有对兰芝的描述都可说明她是无子的，而且无子的原因比较清楚。她向仲卿诉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便是明证。兰芝独守空房，不能与仲卿相会，怎么会有孩子呢？“吏人妇，会夫稀”（《玉台新咏》卷九苏伯玉《盘中诗》）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夫妻不能团聚，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吏人妇”由此而造成的“无子”而被弃那就更痛苦了。再者，就是焦母强调的“此妇无礼节”也不可孤立地看，其实也隐含着这方面的内容。“礼节”这里当包括妇女所有的“行为规范”。汉·班昭的《女诫》曰：“夫妻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见《汉书》本传）。夫妻之道，生子育后，当然为“人伦之大节”。那么“无子”即被视为不守妇道，当然也属“不守礼节”的范畴。
综上，我们说兰芝是“犯了七出”，因“无子”而被弃是比较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也是客观的。这也正是本诗深刻寓意之所在。以“七出之条”看，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其它任何理由来弃兰芝了。
二、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这两句是兰芝临别时对小姑的嘱托。从兰芝“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来看，姑嫂二人的感情非同一般。兰芝为什么强调在“初七”“下九”这两个节令“嬉戏莫相忘”呢？是说届时别忘了我（兰芝），还是告诫小姑别忘了其它什么重要事情？我们说兰芝提示的这两个节令，同自己的不幸命运不能没有关系。
关于“七夕”，古代有许多传说。其故事原型则是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由此而衍生了许多子题故事。在古代，人们对传说故事往往赋予许多不同含义，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望和要求。“七夕”便产生了“妇女穿针乞巧”“祈求福寿”等祈求性的活动。据晋·周处《风土记》记载：“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弈弈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见《御览·时序部》引，又见《初学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证据，说明“初七”乞求不是单一的，还有妇女乞子这一重要内容。
“下九”，元·伊世珍《嫏嬛记》引宋无名氏《采兰杂志》曰：“九为阳数，古人以二十九日为上九，初九日为中九，十九日为下九。每月下九，置酒为妇人之欢，名曰阳会。盖女子阴也，待阳以成。故女子于是夜为藏钩诸戏，以待月明，更有忘寐而达曙者”。这段记载对我们很有帮助，说明“下九”即妇女的“阳会”之日，进一步理解就是妇女“求子”之日。可见兰芝诫示此日“嬉戏”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这可以说是兰芝被弃的社会原因的又一力证。
“初七”“下九”这两个节令都包含“乞子”的内容，由于封建礼教的戕害，兰芝竟因“无子”（无论什么原因无子）而被弃，小姑与兰芝同为女性，命运相关，姑嫂又是那样情深意重，所以临别时的知心话莫过于以自己的不幸遭遇来告诫小姑了。兰芝临别时对小姑的嘱托，不是说妇女们聚会时“嬉戏”莫忘了我，而是提醒小姑自己应慎重，于“初七”“下九”这两个对妇女命运至关重要的节令莫忘乞求，以免将来适人被弃。
三、关于开头的起兴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起兴，本身有什么含义呢？它与全诗的内容以及“兰芝”“府吏”的爱情悲剧又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呢？闻一多先生曾在《乐府诗笺》中作了如下解说：“《艳歌何尝行》：‘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又曰：‘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魏文帝《临高台》曰：‘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欲负之，毛羽摧颓，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伪《苏武诗》曰：‘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襄阳乐》曰：‘黄鹄参天飞，中道郁徘徊。’以上大旨皆言夫妻离别之苦，本篇‘母题’与之同类，故借以起兴，惟易鹄为孔雀耳”（《闻一多全集》第四卷）。闻一多先生引证古诗是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以兴“夫妻离别之苦”。
俞平伯先生在《漫谈〈孔雀东南飞〉古诗的技巧》中对本诗的起兴也作了这样的解释：“它是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字起兴，出典当然是汉乐府瑟调曲《燕歌何尝行》。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曰：‘兴彼此顾恋之情’是也。近人或疑为‘孔雀东南飞’原本这一段还很长，流传众口，却被缩短，只剩开头两句了（张为骐说），恐未必然。我以为这十字已摄尽那篇乐府的精华，配合着‘府吏’‘兰芝’的故事非常适合。读者对看自然明白”（见所著《论诗词曲杂著》）。
两位巨子都阐发了起兴句的出典问题，并认为与“府吏”和“兰芝”的悲剧故事有关，说明这是一种“含义”的起兴。我们说如果单从“夫妻离别”的角度来理解起兴句的出典和含义，此说确有新意，然就这场悲剧的社会根源来说，此论恐怕未中肯綮。这里有几点需作进一步探讨：首先，起兴句的出典既然为古诗《燕歌何尝行》等，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引作“黄鹄东南飞……”，而“易鹄为孔雀”呢？其二，作为“借物言情”的起兴，其借物与所言之情必然要有某种内在联系以引起人们的联想。“黄鹄”的故事不等于“孔雀”的故事，人们的联想自然也就不同。其三，孔雀这种鸟当时“中国”并不多见，因此古诗中很难找到比较完整的“孔雀”故事或传说。孔雀的某种属性特点（或某种传说意义）至少应当与“府吏”“兰芝”悲剧故事的内涵相类。其四，既然起兴句已摄尽全诗的精华，那么它也不能与这场悲剧的真正根源无涉。因此我们说，本诗起兴句的出典当另有所本，疑“孔雀”也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孔雀”。
《说文·部》：“孔，通也，嘉美之也。从子，，请子之候鸟也。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许氏认为“孔”本为“（请子之候鸟）至而得子”之义，为会意字。那么“”这种“请子之候鸟”是什么呢？《说文》：“，燕燕，玄鸟也。齐鲁谓之，取其鸣自呼，象形也”。
“孔”既为从子从会意，义为至而得子，那么“孔”本身也包含“玄鸟”的意义。在上古常常是“燕雀”连文并举，从“孔”的上述意义来看，疑本诗的“孔雀”当为“燕雀”，即“燕”也。因此本诗的起兴句的出典当上溯到《诗经》中有关“燕”的诗篇。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关于“玄鸟”的故事，《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其吞之，因孕生契”。可见在上古，由于这种传说，人们便把“燕”作为一种求子的象征而加以崇拜，而“燕”之神话传说，汉时犹盛行。古诗中亦多有咏燕之作。
兰芝因无子而见弃。起兴句不能不含有这层意义，它不仅是“以兴夫妻离别之苦”，而且亦兴无子被弃之恨。燕（孔雀）本为致子之鸟，反不能致子于兰芝，故“五里一徘徊”也。这也正是“易鹄为孔雀”的用意所在，是隐含着这场悲剧的社会根源的。这种比兴意义亦可在《诗经》中找到明证。《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鲁诗》曰：“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于野，恩爱哀思，悲以感恸，立而望之，挥泪垂涕，乃赋诗曰……”。这个故事与“兰芝”“府吏”的故事有相同点，都反映了“无子”归弃的问题。《诗经》是以“燕燕于飞”起兴，本诗则以“孔雀东南飞”起兴，其比兴意义是相同的，所以说本诗起兴句的出典应是《诗经》中这种关于“燕”的故事，而“孔雀”也应是传说中的“玄鸟”或“燕”。
本诗从开关的起兴到整个故事的叙述所反映的，就是在“无子应出”这样一种道德观念支配下而造成的一场不幸悲剧。这首诗的成就和价值也就在于它几乎摄尽所有弃妇诗的内容精华，“夫妻离别之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