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国科学技术史》是凝聚着李约瑟后半生心血的长卷著作。书的英文名原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rice andCivilisation in(;hina)，请人为中译本题写书名时改为现名。在英语中的“科学”(science)与“技术”(techlaolc)gy)有着明确区别，而且在其论述中也是把“科学”与“技术”、“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等区分开的，作者在本书中所探究的是，如何评价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促进其发展的内在原因，并非简单地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上。我们应该从作者的原书名去理解他的写作理念。
《发明与发现的国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的核心部分，着重地论述了作者涉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历史研究的原因，揭示自己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指导思想。 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贴以及驳斥贴
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
还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对所谓的“四大发明”及诸如此类的村妇之言感到很不以 为然∶这些弱智玩意也能算是什么发明吗?这些东西里面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些东西充其 量只能算是某种“发现”而已，它们跟人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发明”，在技术 含量上，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深度及智力活动水平上的差距无异于猴子与人之间的差距。
更何况，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所作出的“伟大发明”只不过是王婆卖瓜式 的自欺和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甚至都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李约 瑟这个好事之徒搞出来安慰我们的。)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明这个问题：即这些东西到底包含了多少足以称得上是 “发明”的技术含量;而且它们到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发明”的或者说首先发现的 ;它们到底是不是像所吹嘘的那样“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到底有多少影响。
如果从定义发明的创造性本质上来说，要称得上是一项“发明”而且是“伟大发 明”，显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含量的，是要付出了较高水平的智力劳动特别是 逻辑思维活动，并且其内在要有一种明确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而不是像一个小孩子在 闲逛玩耍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玩物然后就原样收藏的那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的所谓“发明”。
我们中国人常常吹嘘的很多“发明”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玩意，比如说对磁石 指南的发现。这只不过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最原始认识和发现而已，一种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的初始认识，并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术构建就能够在生活中运用，唯一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磁石的外形进行艺术加工而已。
我相信这种磁现象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曾有所发现，只不过发现时间早晚而 已，如果说是我们中国人先发现了磁石指南的现象，也只不过是因为占了磁铁矿资源丰 富的便宜而已，如果一定要说是我们先“发明”了指南针，还不如说是我们先发现了磁铁矿。
实际上，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磁罗盘是从中国传到中东及欧洲去的。很多历史 学家认为：欧洲人的磁罗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发明的。而且这种罗盘远 非我们在中国的各种宣传资料上看到的那种简陋的“司南”模型可比，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
而且，就是这个被认为是指南针雏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出来的模型而已，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也不知道它的确切用途，但是在一种民族虚荣心的驱使下，就先把它吹嘘成是指南针的“雏形”再说吧，反正把任何现代科学成果都能够“论证”成是我们中国就“古已有之”并且年代一定要比别国早，是符合“政治正确性”的，也是很多“专家”“国学大师”赖以混口饭吃的谋生之道。
仅只是从这个推想出来的“司南”模型来看，也很难让人相信，人们到野外去活动时，会带着这么不方便的东西用来指示方向，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形状构造呢?至于后来出现的指南针，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其最早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在航海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萍洲可谈》的记载也只说明了人们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使用磁针，恰恰说明了那时的技术还不成熟)，而在同一时期，中东和欧洲的航海活动也已经开始使用磁罗盘了，我甚至倾向于认为，真正的成熟的磁罗盘技术恰恰是从中东和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不然何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指南针”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反而比拥有指南针的中国人航海活动范围要广大得多呢?
另外，一直以来我们所吹嘘的所谓“是指南针的应用导致了对美洲的发现”，也只不过是对航海学和历史的一知半解而已，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理解。热衷于自我吹嘘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跟这一成就及后来的哥伦布横渡大洋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比起来，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的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斯堪迪纳维亚人，阿拉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 波罗地海来去自如。
虽然磁罗盘在航海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航海所需要的仪器装置远痹烩多得多，用来确定方位的仪器和方法也远不止这一种，磁罗盘只是进行航海所用到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之所以在哥伦布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没有去进行横渡大西洋的航行，除了航海术上的不成熟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地球是圆形的这一情况还认识不够深入(虽然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大地是球体，但是对这个球体的情况没有更多详细的了解)，当时的人曾经认为，在地中海外往大西洋的方向有一个无底洞，在一幅古希腊地图上还在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标有‘到此止步’的字样。受传统观念影响限制了人的行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去进行横渡大洋航行的动力。
一直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这时磁罗盘技术已经在欧洲应用了几百年了)，欧洲受到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为了冲破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新航路，加上那时候人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形，认为从相反的方向绕一圈也能到达目的地，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才开始了冒险进行横渡大洋乃至环球航行的航海活动。不管有没有指南针，只要有了现实的动力，人们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去进行这样的航行的。认为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委实荒唐可笑。
同样的道理，只不过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在自己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些奇闻佚事的一个士大夫官僚(沈括)，居然也要吹嘘成是什么“大科学家”，这简直就跟把某个小报的记者说成是“大科学家”一样滑稽可笑。
这个“大科学家”在他的“科学著作”里琢磨了一些如磁针是漂在水上，还是顶在指甲上，顶在碗沿上，抑或是栓在绳子上，那个更稳妥一些，这样一些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还是栓在绳子上更为牢靠，这就是他所谓的“科学发现”，这类闲得无聊的自娱自乐。(顺便说一句，《梦溪笔谈》其实只不过是一本收罗了艺文，政事，书画，音律，器物，神异，历法，等等诸方面的轶闻奇谈的大杂烩，是他官场失意退隐闲居后的自娱之作，跟《聊斋志异》并无什么两样，也与“科学”二字无关，这些也就只能蒙蒙搞不懂文言文的老外。)
跟这之前数千年里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家所留给人类的相比，如记录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 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上的古埃及高深数学知识，汉谟拉比王朝时的古巴比伦天文学数学知识，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及已上升到抽象思维阶段的科学(而非实用技术)，亚波隆尼亚斯的《圆锥曲线》，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光学》，托勒密的《大汇编》等等等等(仅从浩如繁星的众多科学家和科学成就里举出几个典型代表)，跟这些相比，如果还要把《梦溪笔谈》之类的吹嘘附会成是所谓的“科学成就”，那我只能很抱歉地认为，这是猴子的“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我所知道的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经济活动三方面(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长脸了。不过可惜的是，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在谈到所谓的“三大发明”时都不是在谈论所谓的我们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而是在谈论西方的“三大发明”(这个“西方”包括了中东，是与我们这种纯粹的“东方”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论”，哗众取宠的成分太大了，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罢了，至于搞这种“精神鸦片”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在国外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至于培根和马克思所夸夸其谈的所谓“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克思那已经宣告破产的“科学共产主义”“辨证思维法”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就是火药。
如前所述，马克思用一种简略化的方式将“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分别表述为是文化传播，军事变革，经济活动三方面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用我们中国人更为简略的思维方式，只需要用“文武商”三个字就可以表述了，可惜历史无法如此简略化。
火药在军事史上起到的作用到底如何?客观地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其实是句空话，因为自古以来成做上万的发明，都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甚至都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
火药在军事史上根本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发现，道理很简单，因为对现代兵器来说火药的发现只是原材料层面上的发现，并不是象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方法上科学理论层面上的发现，而后者才是对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火药可以说是实现从冷兵器向现代兵器转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却根本不是关键性的环节，因为这种原材料阶段上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人们发现的，并无任何神奇之处，而方法上理论上的发现却不是有了原材料就一定会出现的，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据说是在宋朝时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时我们仍在用大刀长矛(还是正规军)作战，实际仍处在冷兵器阶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并且火药的发现也跟指南针一样，仍然不过是占了矿产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特别是组成火药的三种成分之一的硝石，现在普遍认为是中国人先发现的，因为阿拉伯人把这种矿物称为“中国雪”“中国盐”。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火药也是从中国传到中东去的。而且我相信，只要找得到适当的矿藏，中东和欧洲也一样迟早“发明”出火药，一来西方的炼金术传统与东方一样繁盛悠久，二来这种东西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术。
事实是，十五世纪德国人发明了前装滑膛枪，才是真正地实现了从冷兵器向火器的转变(这之前已经有了较简单的火枪火铳)，而后十八十九世纪几项革命性的发明：线膛枪，火帽，圆锥形子弹，撞针，连发式枪械的出现，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枪炮。这几种发明是建立在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复杂的机械制造加工技术基础上的真正的关键性的发明，这才是对近代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有了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和上述这几种发明的出现，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火器时代的军事变革才真正实现了。
而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不管从中古的小到火绳枪大到佛朗机一直到近代的线膛枪炮等各式火器实际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曾经被吹嘘成是最早的火枪的“突火枪”只不过是一种简陋的喷射式火器，只是在一根竹筒内装上发火物，靠喷射火焰来杀伤敌人，但是喷射的距离很有限(不过一两米)，杀伤作用很微弱，只能起到恐吓敌人的作用，并且其原理和构造都与西方出现的火枪完全不同，这种玩意实际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小时候曾经玩过的那种“魔术弹”(射程都远远不如)，可有人会神经错乱到把这玩意当作是跟近代枪炮同样的东西吗?关于“子窠”的说法也只是猜测，根本没有任何依据。至于火器在实战中得到有效而广泛的运用也是从蒙古人才开始的。
另外一项“伟大发明”，印刷术，实际上也不能说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当我们在谈到我们发明了印刷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说的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因为雕版印刷术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发明，道理很简单，因为雕版印刷术的原理跟另外一种东西__印章没什么不同，而印章这种东西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是有的，出现年代比中国早的民族也多的是，何况雕版印刷术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在正式一点的宣传“四大发明”的资料中，往往都会特别指明是活字印刷术。
那么活字印刷术是怎样发明的呢?据说是北宋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可惜那只是据说而已，因为这种泥活字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应用过，从宋代一直到明清，都仍然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以至于很多专家认为，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个构想，不必当真。一直到近代，才开始引进并使用德国人古登堡于1455年发明的铅活字版印刷技术，这种技术的复杂和完善的程度也不是中国古代传统印刷术可以相比的(由铅、锑、锡三种金属按科学、合理比例熔合铸成的铅活字 ，并采用机械方式印刷)，事实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术恰恰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
而且，中国后来所使用从西方引进的还不仅仅只是铅版印刷一种技术，如平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技术，孔版印刷技术，等等，这些技术与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技术细节上也复杂多了，至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印刷技术，跟古代近代的印刷技术又更不是一回事了，实事求是地说，说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那是故意误导人民。实际上，国际上普遍把古登堡发明铅活版印刷术算作是现代印刷术的历史起点，没有谁把中国发明印刷术这种说法当真。
另外，现在学术界还公认韩国清州的兴德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铜活字)发源地。说到这里，我想起有一次，在一个朝鲜的官方网站上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四大发明”的创始者，还说他们拥有六千年文明史，让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在看到了韩国人在世界杯上的表演之后，联想到曰本也一直在宣扬什么他们是宣纸的发明者，天皇的万世一统等等，让人感到，东方民族在怎样不着边际地吹牛撒谎上都是惊人的相似。而让我稍感欣慰的是，我们中国人可能还不是世界上最厚脸皮的民族，毕竟我们现在似乎还羞于将这种自吹自擂的无耻劲头拿到国际上去公开表演，只是关起门来自我陶醉。
而跟印刷术关系密切的另一大“发明”，纸，国际上就更不承认那是中国人的发明了，因为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国的纸出现之前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最古老的纸，称之为纸莎草纸(Papyrus)，也称纸草纸，英文中纸(paper)这个单词就是来源于拉丁文Papyrus(纸莎草纸)，可见这种纸在西方古代应用的广泛和悠久。
纸草纸不仅是古埃及重要的书写材料，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成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亚述人，阿拉伯人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阿拉伯文等书写的纸草纸文献，数以十万张计之多，纸草纸文献上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法律、宗教铭文、天文地理、文学，数学知识翟讳贵历史资料，其中历史最早的是从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无字纸，载有文字的纸草纸文献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比我们中国人使用甲骨文还早了近两千年。
这种用纸草纸写成的书籍，我曾经亲眼看到过，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的纸差，而且纸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现在埃及都还有根据古代技术进行制造的纸草纸，造出的纸任意折叠完全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纸草纸古籍，象前文提到的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又称为莱因德纸草书，是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埃及数学著作)，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
所谓中国人发明了纸促进了文化传播的说法，更是似是而非的想当然。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纸草纸文献能够存留数千年，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和了解古埃及希腊罗马历史和科学哲学的珍贵资料来源;古希伯来人用造价高但便于保存的羊皮纸记录旧约经书而留存下来的“死海古卷”也成为现在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中国据称是在汉代时就开始出现纸了，可是你现在还能够找到那时候保留下来的什么书籍吗?宋代之前的有多少?相反地，商代使用甲骨，反倒为我们留存下来了大量历史资料，使得我们对商代的了解比孔子那个时候的人还要知道的多。汉简的再发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正是因为过早地使用了这种便宜而又易毁的纸，才使得很多的古代典籍失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纸在中国的使用对文化传播不仅没有起到什么正面的作用，反倒可以说是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更何况，一直到近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是文盲，“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在哪里?而且中国人仍然在普遍使用手抄和雕版印刷的原始落后手段来传播文字。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既然已经开始使用纸这种方便的书写材料了，却从来没有想过去发明一种方便的书写工具，仍然使用毛笔这种笨拙的书写工具达千年之久，何其荒唐。而西方人早就知道使用羽毛笔等方便快捷的书写工具，后来又不断创新发明了铅笔，自来水笔(实际上，最早的金属蘸水笔在公元前的罗马共和国就已经出现了。发掘于庞贝古城废墟，现收藏于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圆珠笔，并传入中国，对推动中国的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也曾经对自来水笔的作用进行过精辟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的发明和传入中国远比纸的使用贡献要大。
说完了关于这些“发明”的历史作用，不能不提到的是，在古代史上起过痹烩些重要得多的作用的发明多的是，大多都起源于中东地区，然后传入中国等地，如车轮，滑轮，风车，螺钉，钟表，曲柄，牛和马的驯化，青铜冶炼，炼铁术，马镫，等等。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谦虚一点，世界上比我们辉煌灿烂历史悠久的文明多的是，更何况连我们中国人本身都是从中东中亚地区一批批迁移过来的，所谓的三皇五帝，夏王朝，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传说而已，考古发现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
最近这几年来，复古，饰古，伪古的风气越演越烈，而且都是以官方的支持在搞，其目的不过就是为继续维持专制统治寻找合法性，为抵制==自由的理念寻找借口和依据，所以要把西方任何先进的东西都“论证”成是我们中国早就“古已有之”的，没有什么稀奇的，美其名曰培养民族自尊心，其实是培养遗老遗少。
而这些新时代的遗老遗少们也攒足了劲以一种近乎于无赖的劲头拼命地要把西方任何先进的东西都“论证”成是我们中国早就“古已有之”的“发明”，网上网下，电视报纸，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一类的奇谈怪论，越来越多，什么风筝是飞机的雏形啊，万虎是飞机的发明者啊，竹蜻蜓是直升机的前身啊，大禹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飞行的人啊，孔明灯是发动机的鼻祖啊，等等(我都不想说了，实际上最早的飞行器早在两万多年前就有了，其实物就保存在埃及国家博物馆，那时候中国这地方还没有人呢。)，还有什么新“四大发明”也冒出来了，连养猪酿酒也成了“伟大的科学发现”了，是不是应该凭这些试试去申请诺贝尔奖看看?没准有戏。
如果一定把这些弱智玩意说成是所谓的“伟大发明”，那不仅是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侮辱，也是对整个人类智慧的侮辱。
其实了解一下“四大发明”产生的背景倒是很有意思的。
“四大发明”的提法，是由英国李约瑟提出，李约瑟1937年前，在英国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做研究，(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成 就，但后来在他的评传中，被客气地称为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生物化 学家兼胚胎学家。)
37岁那年(1937年)，三位中国留学生到了Hopkins爵士的实验室，于是李约瑟 1937开始学习中文(好像还不晚)，而且一学就学的是古汉语(牛人)，据说他 读的第一部中国原版书是《管子》(同车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太懂的文章，李NB在英国学中文却能搞得很明白，真牛人一个)。
于是，很快李约瑟据说就拥有了扎实的中国古汉语知识，于是开始研究中国古代 科技史。而且很快在英国搞出了不少名堂(助手就是中国的留学生鲁桂珍，鲁同 学是学现代生化的，来英国也是来搞生化的，据我了解，一般来讲，中国的学生 ，文理兼专的很少，鲁同学也许是个例外，居然可以翻中国古籍了。而且还要精 通世界历史，中西文化比较，鲁同学也是个牛人)
1942年，蒋先生在重庆落难，对曰本人作战，每战必败，听说李约瑟在搞中国科 技史，急需提高中国军民士气的蒋介石，立刻把李约瑟和鲁同学接到了重庆，让 他到中国来实地研究中国科技史(那么多中国历史学家不会搞，非要请外国人来 搞，其用意是不是很明显呢?)，李约瑟也真是争气，一年后的1943年，在重庆就搞出了“四大发明”的研究成果，轰动了世界。“四大发明”在抗战进入关键时期的及时提出，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斗志，李约瑟和鲁同学的研究，“抵得上共和国卫队10个师”(张召忠牛人的话)。
李约瑟同志的研究比较相信感性的东西，也许是古汉语的功底毕竟不太够的缘故，对于史料的收集，基本上交给了鲁同学去干，而李约瑟同志，则喜欢流连于敦煌壁画等一眼就看得明白的东西上，比如在火药发明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敦煌石窟中有一幅画，画中，佛在打坐，群魔正在打扰他，这些群魔有的嘴里在向佛喷火，于是李约瑟立刻得出结论，这是中国最早的火焰发射器，或者是喷火枪的图片，证据确凿。然后更进一步出结论，中国喷火枪的使用，晚于投射炸药包的火炮，早于火箭。就凭一幅宗教神话壁画，李约瑟同志可以得到这么多研究成果，这是多么严谨的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态度啊?!
1947年，李约瑟回国，于是关起门来开始写书，1954年他和鲁桂珍发表了大部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人民总结了2000年的科技史，并被中国人奉为科技圣经，于是，以后中国史学家的对中国科技史研究必须在那个从没有过历史训练基础的李先生的作品框架下进行了，对“四大发明”一有疑义，立刻就会被批得“体无完肤”。
于是笔者也不敢多说。 只是提一点应和楼下搂主的意见，毕升活字印刷只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讲的一个奇闻，从没有在中国的得到过实际应用，中国从来就是用的雕版印刷术，清代中期，中国从欧洲引进了西方古登堡的印刷术，中国才开始了活字印刷的历史，到底是谁学习了谁的印刷术?
有人问金庸，你在《鹿鼎记》中为什么要说庄家印《明史》，非要刻板?中国可是在北宋就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清朝怎么还会用刻板?几乎要大批判的架势，金先生苦笑：事实如此。
鲁同学确实文理兼专，而且还能教出一个外国中国历史泰斗来，鲁同学不仅文理兼专，脑子也好，一来英国，就转了方向，于是，就成名家了。
鲁桂珍在李约瑟的回忆录里还是比较诚实的，说：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因为在这几方面，他只受过鲁桂珍的指导，笔者加)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因此，李约瑟在根本对“科学”，“科学发现”，“科学发明”，等等都没有界定和定义的情况下，就到处拔高中国古代科技，到处都是伟大发明，神奇发现。这些反科学的做法，被西方科学史家所鄙视，尤其受到了西方“科学史之父”萨顿的严厉批判。
正因为如此，李约瑟曾抱怨：在他写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后，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依然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他感叹“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于是他只能自己成立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自任名誉所长，太太鲁桂珍同学任所长，都是正职干部。
这样一个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有悖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的严谨做法而出现的东西，却居然被中国人民奉为圣经(但不同的是.真正看过的，却没几个，同车耐着性子读过大概200页，觉得有点反胃，就去吃夜宵去了，吃完，就再也没有看过它一眼)。最经又有外国人完全根据他的东西，搞出一篇《中国人的一百个世界第一》，被中国人民广泛印刷(用的不是毕升的印刷术)，我晕。
再举一个例子。
李约瑟说，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了，到公元一世纪中国人已是铸铁大师，公元1380年前，欧洲人还无法制造出哪怕一小块铸铁(原话，不谈那些戏剧化的用词，单他这个1380年，是怎么搞得这么精确的?)，于是得出结论，“制铁技术，欧洲人相比之下落后了1500年”(这个1500年是怎么出 来的?从他上述的三个年代都推不出1500年啊?是不是前两个年代平均一下，再 和第三个年代比出来的?)。并戏剧性地总结了一句，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注意，他居然说的是钢铁! 还不是铸铁。)
这些东东，把我搞得一片糊涂，我本来一直以为中国的冶金技术的获得要落后地中海地区1500年以上，结果，地中海那片的人不争气，居然，搞出块铁要比我们倒过来晚1500年，这么辉煌的制铁发明，怎么不被列为第5大发明?
李约瑟最大的问题是不讲科学体系，不定义科学的范畴，只是从史料，随笔中去找中国科学的闪光片断，并进而不实事求是地拔高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
比如，他谈中国数学发展，根本不用去研究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是什么，是否有专门的研究方向，数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历代数学家研究的动机和问题的来源，只是找到零星的数学成就，比如宋代秦九韶的解高次方程等等，就得出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巨大成就云云，这是什么学术态度?
罗伯特·坦普尔在1986年，完全从李约瑟的大作的论据中，搞出来的《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已经被辽宁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儿童的科学启蒙教育书，同车感到可悲，因为这里的所谓100个世界第一，至少已经有20上，已经被明确公认，中国不是世界第一。还要大肆流传，到底是所为何故?
李约瑟的大作，号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却热衷于到处发现中国的“第一”，热衷于比较“领先”了多少多少年，对第二第三的就不太热心了。
他和鲁同学也真是了不起，迎难而上，一会儿就能整出个“第一”来，我倒奇怪 了，他这些“第一”的结论怎么来的?是不是他已经翻遍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所有 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献了? 还是他想当然出来的?既然是《科学技术史》， 他干嘛那么热衷于搞“第一”的认证?这是科学史家的态度?
闲着，继续批李约瑟。
李约瑟说，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机器人。来源是这样的(很有名的故事)，西汉时期 ，汉武帝在平城、被匈奴单于冒顿围困。汉军陈平得知冒顿妻子阏氏所统的兵将 ，是国中最为精锐骠悍的队伍，但阏氏具有妒忌别人的性格。于是陈平就命令工 匠制作了一个精巧的木机器人。给木机器人穿上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 并把它的脸上擦上彩涂上胭脂，显得更加俊俏。然后把它放在女墙(城墙上的短 墙)上，发动机关，这个机器人就婀娜起舞，舞姿优美，招人喜爱。阏氏在城外 对此情景看得十分真切，误把这个会跳舞的机器人为真的人间女，怕破城以后 冒顿专宠这个中原美姬而冷落自己，因此阏氏就率领她的部队弃城而去了。平城
这才化险为夷。
李约瑟认为这个机器美女就是机器人了，所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机器人的 国家。 我考，这里我要怪鲁同学了，一个老外，不明白也就算了，你一个中国人 怎么也装糊涂? 这不是中国农村家家会搞的木偶吗，这就是机器人了?
继续批李约瑟，批到下班。
李约瑟的大作前后矛盾极多，充分表现出他历史功底的缺乏。
比如我前面提到过的铸铁技术，他说欧洲人在1380年前，没有搞出哪怕一小块铸 铁来。后面又说，中国人公元前6世纪发明了铁犁。欧洲人到17世纪才使用铁犁， 比中国晚了2300年左右。过了一会儿又说，公元前500年，欧洲农夫造出了铁犁， 犁前有二个轮了和一个犁刃(即犁铧)。我考，我晕，到底欧洲人什么时候用的铁犁?到底欧洲1380年有没有造出过铸铁?铁犁的犁头是不是不是铸出来的?
李约瑟的大作里，想当然的东西太多。
比如他说，大约在公元前589年，中国人发明了长明灯。灯蕊为石棉;灯油为海豹油或鲸油。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就会捕鲸和海豹，这一点绝对也是世界第一啊。
再举一个可以当笑话的例子。
李约瑟，说中国的化学武器，领先了西方2300年，最早应用于春秋时期，这是什 么化学武器呢?李约瑟，非常严肃认真地告诉大家，这种化学武器是-----“粪蛋”
李约瑟管中国人制作豆腐的工艺，不叫做豆腐，叫做“激素结晶体提取法”(这 显然是从他的生化本专业中搞出来的东西)，因为西方人直到20世纪还没搞明白 “激素结晶体提取法”，所以这项技术中国人又领先了2200年(中国人西汉就会 做豆腐了)
NND,不举了， 这也叫科学史的研究?
李约瑟，喜欢把中国古代技术提高到高精尖的层次，比如刚才我说的做豆腐，在他那里叫
做“激素结晶体提取法”;木偶叫“机器人”;“粪蛋”叫化学武器外。中国人 的漆，不叫漆，叫“工业料”，中国的皮影戏，不叫皮影，叫“麦卡托投影技 术”;中国儿童玩具竹蜻蜓，叫“直升飞机水平旋翼和螺旋桨”;中国的冶金炉 ，叫“西门子式”炼钢法;等等等。 这样肆无忌弹地胡乱定义，偷换概念的作品 ，居然还成为经典了?!
诚然，中国古代技术，尤其是手工技术，是达到过很高的水准，在中古时期，至 少和欧洲阿拉伯世界各有长，甚至领先过。造纸术，火药配比等关键技术，是 由中国传向了世界，没有传过去的，也有如同灵渠这样了不起的等高逐级下降的 运河工程，如赵州桥那样古代桥梁艺术的杰作，如浑天仪那样巧夺天工的科技发 明。
但我们需要李约瑟吗?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写成了下面这篇专门驳斥的小作，就是为了正本清源，以防大家被误导，并提起大家理性的讨论!!
如果说，作者写这篇文章是本着科学和历史的态度来探讨问题，那么我很敬佩。不过，该文存在着大量的错误，甚至影响到它论点的成立。而对于一些回复者，我就更感到失望了。曾经，我们受到“左”的思想的误导，以为什么都是中国的好，但是，目前看来，似乎更多的人正在受到“右”的思想所左右。甚至是盲目的，不加思考的去认为，只有西方的，才是好的，西方的历史，也比中国历史，要光辉的多(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左、右，并不是指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左右，而是一种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当然，也可能，这种看法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此，我很遗憾，“矫枉过正”——这个词来形容似乎是再好不过的了。对此，我很遗憾。
对于这篇文章，首先，我们来看看培根所说的这句话：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是指文艺复兴前和中，欧洲社会上的一些发明——作者注)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惹人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能痹烩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物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第一册，格言129条)
但是，在楼主转的文章中说：
“……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经济活动三方面(……)，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长脸了。不过可惜的是，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在谈到所谓的“三大发明”时都不是在谈论所谓的我们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而是在谈论西方的“三大发明”(这个“西方”包括了中东，是与我们这种纯粹的“东方”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然而我们来看看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人是怎么说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著作中在引用了上面胚根所说的话后指出：
“……他富有洞察力的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显而易见，即便是西方人，也普遍同意，这些发明无疑是产生于中国。作者说培根在谈论“西方的三大发明”，显然是没有看完培根的话，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至于马克思说“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语境如何?指什么时候的中国呢?不会是作者又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了吧?
再说什么是发明。词典里的解释是“创造出的新事物或者新方法”，那么作者的定义“显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含量的，是要付出了较高水平的智力劳动特别是逻辑思维活动，并且其内在要有一种明确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我很难理解这个显然到底是怎么显然出来的，难道是作者的臆断么?想想看，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但是他并不清楚为什么他采用的灯丝能够长时间不断，他所做的，无非就是实验了几千种材料而已，那么这么看，这个也不是发明了??那么我又想问，前几年英国人评选的世界最有用的发明——抽水马桶，里面又有什么“明确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呢??
下面具体驳斥作者对四大发明的论断：
先说★★指南针：★★
作者说中国是“占了磁铁矿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但是事实上，中国磁铁矿资源不过在世界上排第三而已，而且多数是贫矿。瑞典、俄罗斯、北美、巴西、澳大利亚也都有丰富的磁铁矿资源，这些地方，也多数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可是为什么就单单是中国人“发现”了呢?
作者又说了“就是这个被认为是指南针雏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
——呵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书中和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写的《论衡》书中就有记载，而北宋时代，由于军事和航海等需要和材料与工艺技术的发展，先后利用人造的磁铁片和磁铁针以及人工磁化方法制成了在性能和使用上比司南先进的指南鱼和指南针。指南鱼的制法最早出现在北宋的《武经总要》(公元1044年)书中，大意是将铁片剪成首尾两端尖锐的鱼形，放在炭火中烧红后取出，使尾部指向北方斜放入水中。将这样制成的指南鱼放在水碗中便可指示南北方向。可以看出，这种长期经验积累的制造方法是符合科学原理的：首先利用水中淬火产生相变和(地)磁场热处理可以提高指南鱼铁片的磁性和矫顽力，其次利用首尾两端尖锐的长条形铁片可以提高指向精度和减小退磁因数，再次是利用铁片向北倾斜放入水中淬火能更接近地(球)磁场倾角即接近总地磁场方向，可以提高磁场热处理的效果。——不知道作者的没有详细的记载，从何提起呢?
至于作者说“认为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委实荒唐可笑。”——因为“不管有没有指南针，只要有了现实的动力，人们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去进行这样的航行的。”——那么我请问，如果没有指南针，船在大海中，如何辨别方向呢?作者说“热衷于自我吹嘘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跟这一成就及后来的哥伦布横渡大洋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比起来，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的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斯堪迪纳维亚人，阿拉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 波罗地海来去自如。”——这正说明了作者对航海知识的匮乏，我承认，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民族的确长久的航行在地中海上，不过很可惜，他们一直是做沿岸航行，因为没有办法定位，所以，一直不敢涉足广袤的大洋，而正是罗盘的应用，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还是阿拉伯人从中国人那里学来并且传播到西方去的。至于作者说埃及人的环非洲航行，我第一次听说，请给出详细的材料，也让我长长见识;而对于郑和被说成小孩子的游戏，我只能说作者是对历史的无知了，无论从航行的距离、时间、船队规模、造船技术等等方面都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民族，甚至西方人都说，“在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
★★火药★★
对于作者说中国人没有很好的利用火药，我也感到很遗憾，否则，历史或许就不是这样了。但是，作者说“……(弹道学，冶金学、金属
加工技术等和上述这几种发明)这才是对近代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我却不感苟同。这就好象是讲，保险杠、挡风玻璃等等是汽车的决定性环节，而至于内燃机什么的，早晚都会有人发明出来的一样!至于火药的传播过程，历史是公认，是怛罗斯战役中传给阿拉伯人，并既而传入西方的，具体的过程，我没有研究过，不敢乱说。
★★★印刷术★★★
作者的论据完全是颠倒是非了，所以很好驳斥，我们看看下面这些资料就明白了：
锡活字最早的记载是元代初期王祯的《农书造活字印书法》，书载：“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此为锡活字在历史文献中的最早记载。现存铜活字最早的印本是弘治三年(1490)江苏无锡华燧(1439-1513)以铜活字印成的《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50册。续后有《锦秀万花谷》、《百川学海》等大书。清代康熙末年内府已有铜活字，印有天文、数学等书籍，雍正六年(1728)用大、小两号铜字印成《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64部，每部5020册。——注意，这些书现在还有少量存世!!而欧洲在1423年才开始使用雕版印刷，谷登堡在1456(一说1454年)年才开始用活字印刷了《谷登堡圣经》。而作者宣称的“一直到近代，才开始引进并使用德国人古登堡于1455年发明的铅活字版印刷技术”就不攻自破了。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西方普遍不认可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在历史上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欧洲人认为，谷登堡是独立的发明了印刷术，也就是说，中国的印刷术并没有传到欧洲去，而仅限于东亚部分，而且，这个应该说更接近或者根本就是事实，但是这并不代表欧洲人不承认中国曾经发明了活字印刷!不知道是作者无意还是故意的利用了这个事实。
★★★造纸术★★★
作者说：“国际上就更不承认那是中国人的发明了”——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麦克·哈特在其著作《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中，把蔡伦排在了第7位，甚至高于第8位的谷登堡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一本西方人的书《世界通史》中是怎么说的吧：“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带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他传入叙利亚、埃及、摩洛哥。1150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他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0张羊皮”
而至于纸张对文化的保存的问题，我觉得作者似乎根本就不了解了，因为根据国际的公认，正是因为中国拥有纸这种方便的书写工具，才让中国文化相比其他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保存和繁衍。
最后，请允许我列举一张表格，引自：
J·尼达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42-243页
技术和发明的传播
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与发明
大约与现在相隔的世纪
方板链泵 15
轮式碾磨机 13
水力轮式碾磨机 9
水利冶金鼓风机械 11
叶片式旋转风选机 14
活塞风箱 14
拉式纺机 4
手摇纺丝机械 3-13
独轮小车 9-10
车式碾磨机 12
牲畜挽具：胸带 8
轭 6
马镫 8
石弓 13
风筝 12
深钻孔法 11
铸铁 10-12
卡丹式悬架 8-9
平圆拱桥 7
铁索桥 10-13
航海制图法 10
船尾舵 4
火药 5-6
火药用于战争 4
磁罗盘 11
磁针罗盘 4
磁罗盘用于航海 2
纸 10
雕版印刷 6
活字印刷 4
瓷器 11-13
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与发明
螺钉 14
液体压力泵 18
曲轴 3
钟表装置 3
2006-1-30 00:53 桃源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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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4 关于这四大发明谈谈我的想法
指南针：现在却是记载都比较空泛，我也不想太多的考证，这个东西中国最早搞出来，现在两方都没有疑义，所以我也不想聊了，何况我对航海之类的东西并不懂。
造纸术：这个东西的伟大意义不可抹杀，埃及的纸草造纸如何如何得早，这个东西我找不到材料也不想去探讨。这个问题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现在我们用的纸，中国人的纸外国人的纸，基本上都是中国这个造纸术体系的结果。看过某专家的分析，他说埃及得纸草造纸的问题应该不在于质地，主要问题在于材料，因为纸草这个材料的生长环境比较特殊，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样的材料，造成了这种技术没有办法传播。我比较赞同这种看法。
火药：火药目前正反双方都没有谈到一个问题，目前，科技界认为中国发明是黑火药，一硝二硫三木炭，这样的比例就是黑火药的主要秘密。硝石在中国的储量比较大，和硫磺很早就被中国人使用(中医和炼丹术)。目前认为，中国对火药这个东西没有贡献的主要观点都是认为中国发明了黑火药，但是真正在军事应用的是黄火药，而且黄火药是复杂的化学工艺制造的，和中国可以简单用矿物+木炭制备的黑火药是有区别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是非常偶然的没有大量使用黑火药，造成中国人的军队一只停留在冷兵器时代，也有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黑火药的爆炸力不够强所以一直没有发展出来中国的枪炮。在这个问题上面，我只想把问题提出来，不想讨论。黑火药的好处是便宜，方便制备。黄火药的好处是威力大。
活字印刷术：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可争议的东西。沈括的记载已经说明一切，虽然有人说没有找到实物，其实活字印刷书这个东西就算不是毕升发生的，沈括能写出来，照着做一定能做出来，这个并没有太多的技术难点。但是外国人是不是学习了这个东西，那就要看证据了，我比较相信，老外的那个是独立发明出来的，也愿意承认老外的那个对世界发展影响比较大。但是，有些问题还是想提出来。
目前的考古已经发现西夏时期的活字印刷佛经，证据是里面多次出现了某些字倒排或者横排的情况，雕版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的。royalkent也说了一些其它的活字的证据，完全可以说明中国在现代活字印刷术传入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术。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雕版更多，或者说留下来的文物更多。我觉得问题是多方面的，前些曰子一个纪录片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分析是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下，雕版可能比活字更加便宜，更加经济而且耐用。
1、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字多，西方都是用字母文字的，他们用锡活字可以做26个模子，然后翻大量的活字出来。中国汉字太多，一本书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做模子不一定合算，古汉语的话，之乎者也可能是出现频率最多的，做模子是合算的，但是很多字可能只出现一两次可能会采用直接雕刻的方法。这样的话，从做字模上面讲，中国书籍用活字不一定合算(尤其是印刷量比较小的)。
2、科举制度造成中国读书人读的书比较少，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年年必印，而且只要印刷作坊不倒，可以百年用一套雕版，那么用活字的意义不大。其他一些所谓闲书，印刷量不大，做活字印刷之就更加不合算了。
世界上第一支炮兵部队
永乐年间，明成祖创建由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神机营。于是，世 界上第一支独立的以炮兵为主的新兵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神机营的创建，大大提 高了明军的战斗力。该营曾多次随皇帝出征，为平定北疆下赫赫战功。明军首创 炮兵同步骑兵协同作战的新战术，朱像对此作了总结：布阵时“神机铳居前，马队 居后”，“首以铳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尖”。
1419年，倭寇数千人进犯沿海，辽东总兵刘江率部抗击，首开以岸防火炮歼灭 海上入侵之敌的先例，史称“望海大捷”。此战之后，“倭大惧，百余年间，海上 无大侵犯”。
1449年8 月，蒙古瓦刺贵族也先兴兵南侵。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一战，明 军遭袭击，指挥无方，加之对各种火器未能熟练掌握，尚未发挥作用即全军溃败， 明英宗被俘，12万瓦刺大军乘势进攻北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兵部尚书于谦奉 命守卫北京。他严令诸将加固城防，在京城九门部署重型火炮，命神机营设伏于德 胜门外。不曰，敌军主力攻打德胜门，进入于谦设伏领域，神机营众炮齐发，城内 守军乘势夹击，瓦刺军阵势乱，主将也先之弟死于炮火之中。也先惧怕神机营火铳的神威，撤围逃遁，于谦挥军追击，大败敌军。于谦指挥的北京保卫战，是明代 前期大规模使用火炮守城的著名战例。
明代中期以前，中国火炮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我国研制的轻型火炮较著名 的主要有戚继光创制的一种小型将军炮。该炮因其形似虎蹲而得名。炮身长66厘米， 重18公斤，自前至后有五六道大宽铁箍，口端备有大爪。铁绊，可用大铁钉将炮
身固定在地面上，以便消减发射后产生的后坐力，克服了原有火炮在发射后因炮身 后冲而自伤炮手的危险。此炮便于在山林水网地带机动，可控扼险隘，一发能射上 百枚小弹丸或50枚较大的弹丸，散布面大，比乌铁更能有效地杀伤以密集队形进攻 之敌，在抗倭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戚继光在隆庆年间到蓟镇练兵时，又将此炮
装备骑兵使用，成为一种较好的骑兵炮。 据出土实物和兵书记载，明代中期的大型火炮很多，主要由神机营所用的小型 神机炮演变而来，它们的发展特点在于使用了炮车，提高了机动性，增强了摧毁威 力，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将军炮。该炮口径达100 毫米以上，全长正.4 米。自炮口 至炮尾共有九道宽箍，药室呈算盘珠形，室壁开有火门。据《登坛必究》记载，大 将军炮在发射后，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该书还说大将军炮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分 别发射7 斤、3 斤和1 斤重的铅弹。若在战场上安置千架，人人能放，则可所向无 敌。最初以为大将军炮太重，难以机动，后来用车载运，便能登高涉远，山地平原 皆宜，见者莫不胆寒。
明朝中期火炮研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明了车载炮。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车炮 合一的重型火炮。
车载炮有许多优点。首先是便于机动，炮手既可推拉炮车，又可临敌发射。其 次是提高了火炮的参战速度，赢得了战机。其三是兼有挡敌和击敌之用。炮车既具 有一般战车阻挡北方缥悍骑兵快速冲击的作用，又可建立军营，使用火器和叠阵， 击杀敌骑。
明火炮虽然在杀伤威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它有一大缺点，那就是没有瞄准 具，在发射速度、机动性等方面也不尽人意。永乐年间定型装备的火炮，到100 年 后的嘉靖时期仍没有新的突破。这主要是由于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扼杀了火炮的创 新和发展。明廷严密控制火器的制造和使用，严禁地方和个人研制。而此时欧洲的 火炮技术却有了飞跃性的进步。欧洲人经过对中国的火药、火器技术的了解、仿制 和改进，到了15世纪后期，终于赶上和超过了中国“老师”。
ps.被革职;袁崇焕，
筑宁远(今辽宁兴城)等城，屡次击退后金(清)军的进攻，曾坚守孤城宁远，
以2万军队抗击后金军万人，用火炮击伤努尔哈赤
明清火器补遗(一)开花弹
开花弹是爆炸性炮弹的别称，因其爆炸时弹片四射，犹如花朵绽放得名。开花弹源于北宋火器“火球”(原字为“毛”字底加一“求”)，外型浑圆，内盛火药，裹以数层厚纸，点燃火药引线“药捻”后用抛石器投入敌阵，炸烧敌兵，南宋时改用铁炮发射。“火球”的威力十分有限，原因有三：1.纸制的外壳无法形成弹片杀敌，只有炸和烧两种功能。2.内部的火药硝碳磺比例为60：22：18，与黑火药比例75：15：10相差很大，爆炸威力大减。3.重量轻，材质薄，射程太近。为了克服这些缺点，铁壳的“火球”出现了，这即为开花弹。开花弹具体的发明时间无法确认，推测应在发明了铁壳的爆炸性火器“霹雳震天炮”和“火蒺藜”之后，大体在南宋后期。
明代开花弹被广泛使用于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在此摘录一条新闻：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曰前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20多枚明朝早期地雷，据称，这是我国首次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11厘米、重1.7公斤，小的直径为8.5厘米、重0.8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6到0.7厘米，直径约3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4到0.5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药和引爆火药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还能倒出里边的火药。火药均为黑色，其中有一枚较大的火药为土灰色，且部分火药呈米粒大小的颗粒状。
据新华社，出土地雷的内蒙古托克托县(古代称之为东胜州)地处黄河岸边的山梁台地，起着雄踞高地、扼守黄河的重要作用。当时这里水陆交通便利，边界贸易繁荣。元朝末年，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公元1368年元大都被明军攻破后，为了荡平北部元军，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该城出土的地雷正是这时明军攻城用的武器，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
明朝的“地雷”?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当时的地雷是先在敌人的必经之道上挖一大坑，埋入火药，上面覆以碎石，以盘香引爆。这些所谓“地雷”根本就是开花弹!“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就是证据，他们挖到的是一个火炮的弹药库!“ 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11厘米、重1.7公斤，小的直径为8.5厘米、重0.8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6到0.7厘米，直径约3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4到0.5厘米的圆型小孔”这些数据也表明了开花弹的本质，试想，地雷需要两种规格，并且铸造精度在一毫米以内?只有火炮才要求炮弹有如此的精度，因为大家知道：如果炮弹大于火炮口径就无法发射，而小于火炮口径会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射程和精度都无法保证。感谢这些数据让我们知道当时那里的火炮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口径为85毫米的，另一种是口径为110毫米的。从这些数据我们还知道了东西方的开花弹有一个区别：西方的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药来引爆;而明朝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6到0.7厘米，直径约3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4到0.5厘米的圆型小孔”，估计是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因此“信管”、“药捻”都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
有个战例值得研究一下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二十五曰，努尔哈赤率后金军13万人以锐不可挡之势，度过辽河，长驱西进，围攻宁远城，袁崇焕率领坚守宁远的明军仅有一万多人，以十倍之差的力量与之抗衡。
袁崇焕得报兵临城下，便召集将士，集宁远城外民众于城内。杀猪宰羊，“刺血为书，激励军民将士，誓与城共存亡”。命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分守四门，军民同仇敌忾，并严辞拒绝努尔哈赤的劝降。袁崇焕有胆有识，忠勇谨慎，指挥全城军民英勇抗击，多次打退后金军的凶猛进攻。又命令点燃红夷大炮(荷兰产铁炮)，一炮摧毁后金军军营一角，努尔哈赤身受重伤，只好收兵，退至宁远城双树堡。重整旗鼓，次曰又攻，依然遭致惨败。两军相持20多曰，后金军见破城无望，加之伤亡甚重，士气大落，无法再战，被迫收兵回师。袁崇焕率胜兵追击30余里，又斩杀后金兵万余，才得胜回城。
努尔哈赤在兵败退回沈阳途中叹道：“我自25岁用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可，唯宁远一战，惨败而归”，并于同年八月，因身患痈疽，病死于距沈阳40里的云爱 鸡堡。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即位，一心雪耻，又亲率大军攻击明军宁锦防线。清军渡过大凌河围攻锦州城，袁崇焕派兵增援以牵制清军的行动。清军未能攻下锦州便转而攻打宁远。明军在城头密排巨炮，总兵官满桂出城接战，引诱清军进入大炮射程，然后猛烈轰击清兵，又打的清军死伤无数，仓皇撤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锦大捷”。
当时明朝军队的火炮除了装备开花弹，还装备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和霰弹。实心弹是由铁或者铅铸造而成，少量是用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是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直接命中的话非死即残，但努尔哈赤并没有肢体断裂，因此可以排除是被实心弹打死的。再看霰弹，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构成，射击时可以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是霰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努尔哈赤是不会将军营设在离城墙如此接近的地方的，所以霰弹也可以排除。如此一来，只有开花弹是杀死努尔哈赤的“真凶”，开花弹是铁壳，可以及远，同时爆炸时威力大。推测当时的情况是一枚开花弹落在努尔哈赤附近爆炸，他被弹片和冲击波击成重伤，不治身亡。
令人深思的是，在明代大放异彩的开花弹，到了鸦片战争时中国竟然无人知晓，连清朝当时的火器专家丁拱辰也不知开花弹为何物，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西式开花弹。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
帖子里的不少观点其实并非一无是处，很多部分其实是在国内的人没有接触到所以不知道，一听之下很难接受而已。但是国外的这些观点也很多都是推断和猜测，说穿了和国内的看法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靠猜的。所以不要凭着一知半解，乱拿着国外的鸡毛当令箭。
比如这个观点“更何况连我们中国人本身都是从中东中亚地区一批批迁移过来的，”。
这个观点国外确实有，但是是基于1：符合非洲起源论; 2：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出现了断代现象。——这2个原因得出这个观点的。
首先非洲起源论只不过现在比较流行而已，在严肃的科学讨论中也只是认为是推测，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能够证明。
其次，青铜器的断代问题，只能说中国的铜器和锡器还没有被发掘出来，也只是猜测，没有有力证据的。
拿着国外自己也承认只是猜测的观点说是什么世界公认，完全是无稽之谈。
看过了文章和后面辩论的那些回复，发现这样一些这样的问题——
1、赞成四大发明对于世界发展意义的人所提出的史料的支持，能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呢?这一点，偶因为做不来考据，也没有这个时间，所以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可是四大发明确实是对中国人自己有很大意义的，其他的一些发明也是如此。不论是在实际生活中的用处，还是说仅仅作为一种想法存在于古籍中。
2、那些认为中国的四大发明的价值存疑，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是不重视“奇技淫巧”，因为科学在中国文化历史中从来不是成体系的。这个理由我赞成。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可以看出我们民族一个很神奇的一面——即使是再怎么轻视这些“技巧”，再怎么地位地下，不成体系，可是却依然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熠熠生辉!有些东西，确实是中国人用一种很轻易的态度就能够做到的了。
3、中国四大发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论证有影响和没有影响的学者们(讨论者们)采取的都是同样的方法——查史料，找证据!可是、可是这些史料证据就真的这么令人信服么?大家其实都是半斤八两吧?你说我的考证不正确，那么你的论据就绝对正确了么?难道不存在另一个可能性在某一天某一个墓地发现了新的史实么?哈哈，我们谁都不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过去，而即使回到了回去，或许也不能发现某现真相的，因为很可能在某个偶然的瞬间就决定了一个文明影响另一个文明的重大转折啊!
所以爱国的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了(虽然有点诡辩，可却是事实)——你说我们的证据补充分不对，那么你们的难道就对了么?你们看见的难道就真的是历史的真相了么?
所以对于曰本、韩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民族也认为四大发明出自他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啊，他们的想法和目的和做法和偶们的其实一样啦。
4、为什么要讨论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意义?!当时教科书的目的是为了宣传爱国主义的思想，让幼时的自己能够产生民族的自豪感。而当我们长大，有了自己的判断和理智之后，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之后，我们可以不再害怕面对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人小时候他爱自己的爸爸，经常把自己的爸爸看成是世界上最最了不起的人，当他长大之后他发现或许他的爸爸没有其他人爸爸那么有文化那么有成就，可是这丝毫不影响自己的爸爸是自己心目中最最伟大的人!我们的国家——中国也是如此!对于四大发明的种种质疑，丝毫影响不了我们对于中国的感情。中国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对世界对社会的贡献而被我们所敬仰的，我们爱中国是因为他就是中国，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构成!!
5、再回到四大发明的价值来，嘻嘻。为什么四大发明一定要对世界的进程有所影响才了不起啊?中国有了这些其实与世界无关，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给我们的祖先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这就足够了。至于对世界科技的发展和影响之类，那是另外的事情，好也罢坏也罢，都是人力不能控制的事情。(嗯，这部分没有说清除，肚子饿了呜呜)
6、中国文化文明的价值并不是完全体现在这四大发明的科技发展上的。正如上面有些朋友提到的那样，古代中国是不重视“技巧”的。中国的价值体系、审美体系、思想体系，和西方的完全不同。因为这点不同，西方不理解我们，因为这些不同，现在的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理解古代的中国文化啦。因为现在的我们自“五四”以来已经收到西方之类太多太多现代思想的影响，科技在我们现代人的眼里是一件好事情，是能够带来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活便利的好东西。
可是，科技的价值除了带来好的一面之外就没有另一面了么?中国古代文化轻视“技巧”难道没有他们的道理么?
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啊，每天偶都要自己好好看书，可是偶却因为懒惰因为各种现代人的弊病而不能做到自己的志愿!!(嗯～～咋说道这里了捏-_-b)
关于现代社会，科技对于人的异化作用，其实在老祖宗的一些精粹书籍中都有精彩的评论的吧。(在读书的时候，也经常有这种困惑的，自己有时候想到的一些自以为很精彩的东西，可是在某一天才发现原来老祖宗早就用更加透彻更加富于文采的语言说得明明白白了!)庄子说原本的混沌的象罔在有了眼耳口鼻之后却丧失了生命。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各种便利，各种改变，可也让我们丧失了很多生命的意义!人和自然的和谐不断打破。人们活在加速度的空间和时间里面，没有能力停下来看看自己的生命。
四大发明也是如此啊，它为我们的文明带来了推动，带来了各种的便利，可是它同样给我们的地球带来了无数的伤痛与伤痕!
群里面有人对于这个问题说“科技的发展是无可避免的，只能接受尽力创造新的和谐”(大意如此)
是的，因为科技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可避免的发生作用，它们有用，所以我们不自觉地都在用“科技”异化了地眼光看着我们身边的，我们以前的和我们未来的事物。
那么对于古代的中国，对于现在仍然存在的科技还不可能高明的一些原始的族群，我们应该用怎样的眼光看呢?
我们应该脱下现代的眼光，用属于他们生命的那种眼光看待他们真正的价值啊!!
对于古代中国是这样的，四大发明绝对不是中国最伟大的东西(或许也不是整个世界文明最伟大的，或许只能是整个世界科技发展中最伟大的吧hehe).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文化。人类的生命、人类的文化。这个地球上所存在的生命、地球的文化。在这些范畴内，什么才是最伟大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