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标准较之大纲有了许多变化，新课本中又有许多从未接触过的新课文，没有现成的教学参考书，好多教师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语文课该怎样上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张翼健教授认为，这是因为，“这次课改的核心是以人的发展为本，包括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目的也是让他们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因此强调了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我们对语文教学和语文学习都还未得到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的学习方式就需要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张翼健《讲出你自己来》，《中学语文教学》2004.5，后面引文亦出于此处，不再特别说明）。笔者认为，这些分析很有见地，要想真正“走进新课程”，我们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应该首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同时认为，我们的学习方式到底该如何改变，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笔者窃以为，张教授说“语文能力不是教出来的，是在语言实践活动中不断感悟与积累而获得的”，其实并没有真正认识充分尊重我们语文教学与我们学生语文能力提高的内在规律，是似是而非的，“讲出教师自己认真阅读后的感悟与心得就行了”的结论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只会导致我们的语文课变得更加地混乱与浅薄，更加远离我们的“语文”与“语文教学”。
张教授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我们开出这样的药方，其实是基于接受美学“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一种现在非常时髦的认识，笔者也认为接受美学的这种观点的现实意义，但认为其适用的领域却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研究——真理都是相对的，超越其适用的领域一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笔者认为，接受美学就是“接受”美学，它只适用于“接受”亦即读者个体的阅读，而不适用于我们的语文教学。阅读过程中读者个体“内心所得到的感受、灵魂得到的熏陶”当然是“都不相同的”，产生的“人生感悟、感情陶冶、思想历练”当然都是只属于自己的，但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只属于读者个体自己，非常“个性化”（其实也都是可以自然产生的），所以无须也无法“训练”，无须也无法“教学”——这些东西可以阐述“阅读”（接受），不能解释“阅读教学”（让学生学会“接受”），我们的语文教学应该探讨“需要教学”的东西。
我们的语文到底应该教什么，或者说，语文教学的立足点到底应该在哪里？关于这一点，《中学语文教学》“问题之鉴”栏目2002年第2期设了一个话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通过无可辩驳的理论与现实分析得出了非常一致的结论——言语形式。道理其实也非常简单：思维及其外化出的产品——文章——均有其内容与形式，内容，亦即经验感受类的东西，是可以与时间一起积累的，思维（文章）内容丰富与否，取决于（作者）个体的各种经历，无须刻意的训练；需要刻意训练的是人的思维形式——阅读有阅读的原则与规律，写作有写作的方法与技巧，人类思维有其内在的形式与规律（有点语文学习或者教学经验的人我想都不会否定这一点），理解掌握这些共性的原则、规律、方法、技巧，就能有效锻炼学生语文思维，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最终实现举“一反三”亦即“学生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的目标——我们语文教学的存在价值其实就在于此。我们的语文教学课堂应该成为学生思维形式的训练场，而不能总是成为各种信息的集散地！令人遗憾的是，这么关键的问题我们却大都没有去认真思考，人家已经研究出的成果我们也没有认真借鉴，甚至连我们张教授这样的专家有的其实也在犯着糊涂——由于缺乏起码的辩证意识，张教授自己的思维也发生了混乱，有些表述其实是夸大其词，并不符合实际。既然“语文能力不是教出来的，是在语言实践活动中不断感悟与积累而获得的”，怎么又会“自己未读懂课文，而把教参现成的结论抄给学生，看似省时方便，实则浪费了自己与学生的生命”？这里其实是将读者个人个性化的感悟、评价与文章的共性理解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张教授以浅层次的感悟与评价为基础指导一线教师的教学，自己的潜意识里却也没有忘记人们深层次的共性理解，在这里又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以此为基础，我们还会发现，张教授“领会文章写作的中心当然是重要的，但一篇文章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常常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的说法其实是轻重倒置，谈“语文教学”却在毫无根据地抬高无须“教学”也无法“教学”的东西的同时淡化应该“教学”也能够“教学”的东西；“通过……，表达了……，歌颂了……”当然无法涵概“复杂的、多方面的”，却能够涵概“文章写作的中心”，这就足够了，虽然为人称为“模式”不够时髦，但却是我们的“语文教学”所需要的，并且，在其具体的运用过程中，这一“模式”承载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在汉语言的教学中，在具体语言环境里，除了字的读音与写法答案是唯一的以外，其他从解词到造句到内容与写法的分析，答案几乎都不是唯一的，都应该是开放式的”的说法其实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其实，在张教授“应该是开放式的”问题中，除了造句，其它的那些，在语言表达个性化的背后，内容方面都应当有一个不变的内核，譬如解词，如果“开放”过度忘记了那个应该解的“词”，我想，张教授也决不会给他打对号，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教”学生“解词”了——看来，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一下该栏目主持人余彤辉老师在这一期“结束语”中的这些谆谆教诲：“大家对这个关系到语文课生死存亡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些时髦说法、时髦做法的发烧友们头脑应该有所冷静。盲从是最可怕的，教育需要的是理智，我们要对下一代负责。”“我们须睁大眼睛，提高警惕，当心不要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
“走进新课程”我们的学科教学还是应该首先走进“语文”，首先走进“语文教学”；走进“语文”，走进“语文教学”，才能真正学会“用教材”，“讲出你自己”！
“用教材”（课堂操作）的过程是非常“个性化”的，没有一定之规，但我们教学的目的应该是明确的。根据上文分析，笔者认为，要走进语文，学会“用教材”，关键的是要强化两种意识，提高自身的学科修养与能力：
强化“求真”意识。我们现在的阅读教学课堂都在努力张扬“个性化”的“创新”与“创造”，时下的报刊杂志上到处都充满了这种“创新”“创造”的辉煌成果。似乎，我们的理念转变得快，效果也立竿见影。我们大多数人都为之欢欣鼓舞，很少有人去冷静地观察思考：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么容易获得？其实质是什么？有多少实际的价值与意义？需不需要我们这么努力地去“教学”？如果能有这番思考，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非常“个性化”的个人感受、个人感悟与个人评价，都是阅读个体人生经验、生活经验、学习经验等界入后自然产生的结果，是无须教学的；当然，如果我们“教学”这样的东西，根本用不着教参书。我们的语文教学应该向深一些的层次开掘，我们阅读引领学生去“求真”——探明文章的主旨。文章的本质在于交流，我们的阅读教学应该能力培养学生的倾听意识，提高其倾听能力。“国文最重要的功用，是在于人与人心的沟通联络和文明文化的遗传。我们所以要学国文的原因，也就为此。要得到这功用，须养成两种能力：一是发表的能力，就是能表现自己的情意；二是读书的能力，就是能够了解别人所表现出来的情意。”（沈仲九语，转引自《中学语文教学》2000.1，第6页）“读一篇文章，如果不明白它的主旨，而只知道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那就等于白读”（转引自现行人教版初一册语文《教师教学用书》第9页）。但我们现在的教学师生所最欠缺的，其实恰恰是这种“求真”的能力。我们现在更是一味满足于所谓“个性化”其实是庸俗肤浅的“丰富多彩”，很少有人再去思考这些浅层次的东西，更不用说通过理性认真的整理、筛选、比较、提炼等工作了；我们没有多少人去认真研究“求真”的途径与方法，相反，我们前人已经研究出来的诸如“画龙点睛”“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方法原则，我们都给放到脑后了。这其实正是我们广大的一线教师底气不足过分依赖教参的根本原因——虽然我们的教材在这方面做得也很不怎么样！
事实上，我们的“丰富多彩”是人家的真理与我们的浮躁杂交出来的怪胎——罗迦•费•因格《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早已选入我们的初中语文教材（第五册），人家“不止一个”（亦即“创新性的思维”）的实质是知识“重新组合”而“形成的新的创意”，人家强调的是“反复推敲”亦即思维的过程与形式，这其实正是我们的语文教学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因为，我们最欠缺的其实正是这种意识；可好东西到了我们中国立刻也便变了味——“创新”“创造”只剩下了“成果”——我们“个性化”的“丰富多彩”了！
强化形式意识。为什么要强调形式意识，前面已多有论及，这里想再进一步强调两点：○1就教学的客体——文章——自身的价值而言，内容远比其形式重要，因为，文章的本质在于交流，“交流”交流得首先是其内容；而就其教学价值而言，形式则要比内容重要的多，因为，文章的教学当然应该是教会学生如何交流——如何提高交流的质量。○2就教学的主体——学生——而言，“形式意识”的强化亦即其思维形式的训练，这不仅包括对教学课堂——文章——形式的关注与探究，与树立其“求真”意识（其实是文章内容层面的“探究”）其实是高度一致的，“求真”的过程其实也便是训练强化其思维形式的过程。
提高学科修养与能力。“不读书、不写文章，怎么能当一个好语文教师呢？不会读、不会写，怎么能培养学生提高语文能力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可能呢？教学参考书是要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的，但如果成了教师扔不掉的拐棍，岂不反害了教师？”张教授的这些发问发人深醒，好多语文教师离不开教参书，其实就是因为自己其实也不太会读，不太会写，不太理解语文，语文能力太差。要真正学会“用教材”，“讲出你自己”，就首先应当加强学科修养，提高自身的语文能力。而要加强学科修养，提高自身的语文能力，自然应当多读多写多观察多思考，在实践中提高认识，锻炼能力，形成自己真正有底蕴的“个性”，而不能总是习惯于人云亦云，跟着潮流跑——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有着太多的伪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