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世界上一些宏大的文化体系，总是包含一些基本的核心概念。比如说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如果追本溯源、从古希腊说起的话，那个时候的核心概念就是逻各斯。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从现在一些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批判还是可以依稀看到。现在的所谓后现代主义，都是对现代性作整体批评。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之一，就是认为它始终坚持着一种叫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点。中国文化传统也有它的核心观念，即本文要讲的主题——“道”。道，原始概念就是道路，具有通达四方的特点。道，同时又有一种坚实而有根基的特点。这些特点进一步可提升为，道是关于世界、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具有普遍性、一般性，也就是可以运用这些原理来解释、说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现象，并追溯它们出现的根本原因。作为最根本的原理，道在中国文化中区分为“天道”与“人道”。

天道与人道

“天道”，更多是和自然、宇宙相联系。《易经》说“形而上者为之道”，道即是形而上。它首先区别于经验世界中看到的千差万别的现象，而道作为形而上者具有统一性，正是道将这些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事物、现象统一起来。《易经》中还有第二句话，叫做“阴阳之为道”。阴阳主要是用来说明世界的变迁、变化。一方面，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世界最后是由道作为根本的基础、统一的本源;另一方面，变化、变迁的事物、世界背后有一个法则在起作用，这个法则就是道。从天道的含义来看，天地、世界、宇宙是有内在秩序的，道就是这种秩序本身最深层的体现。

所谓人道也包含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和人的关系，人道首先和人、人的活动、人的社会等等相关联。作为人道的道，还包含两方面意义，一个指人广义上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理想，从总体上看就是指价值理想体现在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孔子就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里的谋道就是对道的一种追求，忧道就是对道的一种关切。作为对象的道都是指广义上的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理想。孔子还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人道的第二个含义主要表现于规范性，作为人道的道主要是指这种规范性。道具有这样的意义是和原始意义相互维系的，道原始含义中的道路，包括通向某一方，引导人们走向某一方，而引导的含义提升后就是规范。我们知道礼，礼在古时候首先表现为整套规范性：言行举止应该如何，不同的社会成员各自应该如何去做。中国有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出自《孟子》，这个道也包含规范的意思，规范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评价人的行为。孟子还有另外一句话是“得天下有道”，得天下，就是取得天下，成为天下的最高统治者，这里的有道，是指具有规范意义的具体方式。

天道首先表现为宇宙、自然的法则，这种法则是具有必然性的，所以天道也常常说是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作为理想，作为规范的道德，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当然，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可以做。必然，它提供的是关于世界是什么、世界怎么样的一种说明。在天道和人道当中，是什么和怎么做这两个问题密切相连，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对道德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庄子有个著名的寓言，叫《庖丁解牛》。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技进于道”。技进于道就意味着要从对事物具体的、技术性的、经验性的把握提升到对整体性的完整把握。庄子思想属于道家，儒家关于这方面的区分也被一再提到，比如“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将“道”和“器”区分开来。道是形而上，整体、全面;器相比较道而言，主要是指一个个特定的对象、具体的事物。所以对于儒家来说，应把道和器区分开来，不能仅仅区分在器的层次，不能仅仅停留在具体事物、特殊对象、具体方面上，而是应该进一步超越事物间的界限，提升到对整个事物本身完整、统一的理解。按照儒家另一位重要的哲学家——荀子的看法，他对世界万物和道的关系作了个比喻，世界万物已经可以说是很多很多了，却只是道的一篇，即一个片面、一个方面。所以，具体的对象的重要特点是有界限，是此物就不是彼物。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方面，对世界的把握会非常有限，受到局限。我们要真正地理解世界本身，不应该限定在界限之上，反而要超越界限，达到对世界整体的统一认识。

为学与为道

道作为具体的理论形态，中国哲学家将其分为为学与为道。老子认为，为学是对知识的了解和把握，为道指对智慧的追求。在他看来，知识的了解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为学日益”。而“为道日损”，要求人们不断超越知识的界限，达到对整体智慧的了解。所以，为学与为道的区分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区分。作为一种智慧的形态、真理的形态，道的一个重要品格就是它的整体性、统一性。庄子的一部作品叫《天下篇》，可以看作最早的中国思想史论文，对以前及同时代的各家各派的思想作了评论。他认为不同的学派、人物都各自把握了道的某一方面，是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理解，但总体上缺乏全面性、整体性。这样各自把握导致了“道术为天下裂”，整体的道在诸子百家那里被分裂成各种片段。庄子对这种现象充满忧虑，一再提出批评。荀子对以往儒家的各种学派以及心中的圣人，作了一个比较、考察，认为每个大儒，总是有他一以贯之的道，这个一以贯之的道就是表示对世界比较完整的理解。

古代哲学家们还一再提出要“解蔽”。庄子提出“道术为天下裂”，同一个真理被分裂、肢解为不同的片段，如何改变这个状况呢?历史学家就提出了“解蔽”这样的主张，在荀子那里得到系统性发挥。弊就是片面性，解蔽从字面来看就是克服各种片面性，目标就是达到全面的真理。这样的真理认识，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就是以道观之的过程，从道的角度、从统一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去扬弃、克服各种各样的片面性，达到对世界真实的理解。

道与人

按照中国哲学家的观点，道作为存在，作为世界、社会、人生的原理，作为整体真理，它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和人有着密切联系，不能离开人而存在。道家在老子那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大”，所以道、天、地、人都可称之为大，可以注意到道和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道不远人”是儒家的《中庸》反复提到的观点，即道从不远离人存在，总是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样一种把道和人联系起来的观念，肯定了道和人之间是不可分割、相互维系的。道本身就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即认识与实践，把改变世界这个过程体现出来，道义只有通过这样的活动也才能不断体现出来。道和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另一个重要含义在于日用即道，日用常形。这样就避免了将道看作是彼岸世界的超越的对象，而是落在现实的、此岸的、息息相关的世界。这种观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始终将人的目光引向现实存在，而不是把目光投向一个抽象的彼岸世界，如宗教的天国。孔子表达过这样的观念，学生曾问他关于鬼神的事情，孔子很明确地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学生又问死的意义，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在孔子看来应关心的不是超越现实的对象，不是远离人的存在，而是人自身，是人的现实生活、现实存在。

中庸之道

道和人的活动也是无法分离的，但到底有什么样的体现形式?道在实践过程中，品格具体体现为“中”，中庸之道。孟子提到“中道而立”，荀子也谈到“道之为善，从中而宜”。所谓“中”，更多的体现在实践过程当中，是对各种关系的一种协调处理原则，可以从道本身具有的特点来加以考察。道，从天道来说，表现为多样性后的统一形态。所谓“度”，就是实践的智慧，而道在实践中，通过度的方式具体化为一种实践的智慧。“度”或“中道”的观念，作为一种实践原则，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使事物的变化始终保持在一定的状态之中，即应当使它的变化、变迁不要超出一定的度。比如说，抗战时国共合作的八年当中总是摩擦不断，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如何来应对这样一种政治挑衅，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提出“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的原则。一方面，你必须做出一定的反击;但另一方面，这个反击要控制在一定的度，这个度就是当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破裂。

这种中道的智慧，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常常还用经和权的关系来体现。经主要指原则的普遍性、绝对性;权则是对这种原则的变通。所以经和权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协调关系，这也是中道的具体体现。孟子举过一个例子，“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经，按照当时的礼的规定，男女不能直接以手相接触，后面又有一句“嫂溺而不援，如豺狼也”，是说如果嫂子不小心掉下水，你恰好在旁边，如果不伸出手拉嫂子一把就是灭绝人性。道直接关系到人自身的成长、发展，实际上就是人格的培养、完善。

孔子说过“志于道，据于德”，就是说在人格发展过程中，始终应当以道作为志向，选定这个目标并为之努力。而在道的引导下，培养完美人格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孔子说“君子不器”，君子即完美的人格，器则要重新回到刚才说的道的含义，“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君子不器至少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君子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物;二是君子应有多样的、多方面的品格，而不是仅仅限于一方面。这种多方面的品格即知、情、义的统一，对具体的内在人格来说，需要培养一种理性品格，需要自觉，超越自发、盲目的状态，也要培养意志的坚定性。这样多方位的人格，从价值层面来看有具体体现，和道具有的特点直接相关。道不管是作为一种存在的原理，整个世界的最高原理，还是变化的法则，人道或是具体真理，都具有真实性，是真实存在的。除了真的品格，道还具有一种善的品格，具体体现在道自身具有的特点上。道，作为人道来说，体现的是人的政治价值、文化政治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包含着善的追求，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理想，让社会变得更好。就天道来说，它是内在法则，为人类创造一个美好世界提供了依据，在这个方面，道和善的追求紧密相关。同时，道又和美相联系：从天道的层面来说，天道本身就是美的，而且是最大的美;从人道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提到人道之美，表现为品格的美，所以中国哲学家常常把仁、智、勇看作是美的品格。美也体现在外在形态上，按照人道，按照一定的规范去做，就使人的行为带有一种文明化的特点，这种行为方式就具有美的意义。按照道的要求来做，形成美的行为形态，可以看到在道的引导之下，真善美之间是彼此相通的。

杨国荣，1957年生于上海，浙江诸暨人。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1998～2000)。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孔子基金会理事、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上海哲学学会中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编委。先后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