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广人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终生不曾见到过鲁迅，鲁迅也终生不曾见到过毛泽东。在这种互未谋面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心心相通，主要是在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理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高度思想交融与人格景仰。另外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是，冯雪峰为毛泽东与鲁迅的相知起了搭桥的作用。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毛泽东逝世25周年的日子，也是冯雪峰逝世25周年的日子，将鲁迅与冯雪峰的交往以及毛泽东与鲁迅心灵的相通告诉读者，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因柔石的引见而与鲁迅相识
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雪峰，希望雪峰能到南方去工作。雪峰当时正迷恋于文学，陶醉于“湖畔”，结果未去广州。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不少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正是此时，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受党安排，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此时，在上海的文坛上正发生着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太阳社、创造社，一方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论争初期，冯雪峰就十分关注，他对一些革命者盲目地参与对鲁迅的批判表示不满。1928年，他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表示了对鲁迅的支持态度。他认为：“在文明批判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因此，他认为，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是由于向来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是十分要不得的。
鲁迅自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以此为契机，冯雪峰的朋友、与鲁迅关系很好的左翼作家柔石便把他引见给了鲁迅。
他们的初次见面话不多。冯雪峰对这第一次会面是这样记载的：
鲁迅先生的老规矩，对于初次见面人，话是极少的。我记得，柔石把我带去后，他自己有事就先走了，鲁迅先生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之外，就简直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局促，也很快就告辞了。
但是，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起来了。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热点。“刚才我把卢那卡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出来了。”一次鲁迅请雪峰坐下后，便愉快地这样告诉他。“我已把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诸问题》译出来了。”又一次鲁迅高兴地说。在谈起自己译了什么文章或看了什么书后，往往还紧接着说：“实在受益匪浅!”于是两人就谈开来，谈社会意识，谈文艺问题。
为了谈话和求教的方便，雪峰也搬到了景云里11号甲，与鲁迅作了邻居。雪峰迁入景云里后，去鲁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谈，说是谈谈，其实主要是谈工作。
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其中雪峰译的4种，鲁迅3种，几乎占了丛书的全部。丛书在1929年5月起由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陆续出版。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雪峰得到了鲁迅“最大的帮助”。
鲁迅在译作“后记”中对雪峰帮他校勘补译，也写了“感谢雪峰君”。
鲁迅和冯雪峰的友谊，也在这样愉快的合作中加深了。仅1929年的《鲁迅日记》有关冯雪峰的直接记载，就有34条之多。当时雪峰还从事地下党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济。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办法资助他。他们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直谈到下半夜两三点钟。
谈话中，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先生。许广平把这种谈话比喻为“韧的比赛”。她回忆说：
听听他们的谈话，觉得真有趣，F(指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 F的目的达到了。
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陈望道当时就明白地说过：“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指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
于是，共产党组织就委派冯雪峰──一个能够影响鲁迅的人，作为本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了。
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鲁迅的人
1933年秋冬之间，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他用巧计甩脱，幸免于难。由于他已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暂离上海。12月底，冯雪峰抵达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瑞金。1934年初，毛泽东为了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洲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冯雪峰很快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会晤，两人犹如多年不见的老友，十分热情。冯雪峰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他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对于毛泽东的了解并不比哪个日本人多。他说，鲁迅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不禁开怀大笑。他的“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等名句，确有梁山好汉占山为王的气概。
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把冯雪峰找去，进一步详细询问上海的工作，询问鲁迅的事情。有一回，他亲自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毛泽东对鲁迅的倾心向往，给冯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冯雪峰对当年谈话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在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边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并有过几次插话。当雪峰谈到自己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毛泽东抬起头来，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
此时，冯雪峰又向毛泽东讲述了上海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到鲁迅家里。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为苦恼。
毛泽东没有吱声，陷入了沉思。过了片刻，冯雪峰继续说：“‘独立房’(当时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干什么?谁主张的?”毛泽东问。“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冯雪峰解释说。“这些人，”毛泽东微微摇头，接下去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所说的“独立房”的主张，是在一次闲谈中“随便”说起来的。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央苏区，谈论在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和鲁迅是经常的话题。有一天，张闻天、博古、冯雪峰在中央党校谈起中央苏区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说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门的工作忙于琐碎的事务主义，打不开局面，应该充实该部的领导。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随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在继续深入议论鲁迅的时候，冯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心情沉重，说话很少。但那天晚上与冯雪峰谈了很多，显得轻松、愉快、充满信心。他俩一直交谈到深夜。
此时，毛泽东已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调离红军，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打击，而冯雪峰讲述的鲁迅，恰恰在上海对王明等人的做法一直表示不满和抵制。以冯雪峰为媒介，毛泽东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作家李辉写道：
不可低估这一共鸣在毛泽东内心的影响。一个人，即使伟大政治家也不例外，当他身处逆境时，当他被误解、被冷落的时候，来自他人的理解与共鸣，最能给他以温馨。他会从一些细节中，一些言谈话语中，寻找到精神的知己，并以此来充实自己，来加强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