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独立设科本应有它独当其任的任。可一百年坎坷，语文教育一直未有真正的理想时期。从学科内部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语文独当其任的任未能真正确立和落实。语文使命的异化泛化，导致语文个性的失落。设科百年纪念，最好的礼物，便是与时俱进地还语文独当其任的任。

语文设科，一般以清廷颁行《奏定学堂章程》为起点。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1 904年1月l 3日)。一百年来，学科名称几经变化，教材常换常新，标准修订不停，语文教育却一直未有真正的理想时期。争议沸沸扬扬，此起彼伏，二十世纪末更有一场空前的语文教育大讨论。随之启动了新世纪的课程改革。试验几年，未见多少曙光，倒又引发了对新课程标准的质疑。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有文说，《课程标准。》富于新意，但有明显西化倾向，只注意了语文的现代化而忽视了语文的民族化，基本没有反映汉语语文教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来自语文课改第—线的教师也在感叹，“将大量的非语文元素引进语文课堂，语文课成了大杂烩”：更有人在抱怨，“这个伟大的语文课程标准已令语文教师不知所措了!”。在纪念语文设科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确实应该好好想想，语文独立设科的使命是什么?百年之后，语文课程，路该怎么走?

一、语文设科百年的历史回顾

语文教育在我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虽极受重视，却未独立设科。文、史、哲、经，政治、道德、伦理乃至自然，浑然一体。清末西风东渐，兴新学、分学科。光绪二十八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教学科目有《读经》、《中国文字》、《词章》。该章程虽未施行，却开新学制先河。次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实施，规定初、高等小学堂及中学堂设《读经讲经》。初等小学堂兼设《中国文字》，主要是识字和作文：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兼设《中国文学》，包括阅读和作文。后来，梁启超、蔡元培等近代教育先驱认为《中国文学》名实不尽相符。该学科有文学亦有大量非文学，于是提议定名《国文》。梁启超1906年前后在长沙创办女子学堂，就设《国文》科。1909年(宣统元年)学部宣布新学制，设《经学》、《国学》。1912年(民国元年入)，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取消《经学》，开设《国文》科。五四运动后，提倡言文—致，1922年民国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小学、初中设《国语》课，小学专教白话文，初中兼教白话与文言。高中仍设《国文》，教文言文(1929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学课程暂行标准》，中学统称《国文》)。如今二十世纪已过去几年，我国台湾省和不少海外华人聚居地，大都仍在沿用这样的学制和《国语》、《国文》这两个学科名称。

《语文》作为学科名称的出现，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志公先生1979年在《说“语文” 》一文中，对此也作过说明：“1 949年6月，全国大陆已大部分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教材问题。关于原来的‘国语’和‘国文’，经过研究，认为小学和中学都应以学习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学一点文言文：至于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总之，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根据这样的看法，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做‘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谓之语，在书面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1956年在中央的关注下，中学实行分科教学，设《文学》、《汉语》。只不过两年又合二为一，还称《语文》。文化大革命中，政治 挂帅《语文》变成《政文》。1976年底 开始拨乱反正，恢复《语文》，直至现在。这期间，虽然分科教学实验仍此起彼伏，有—分为二的，也有一分为三的，但科目还足统称“语文”。

学科名称的更替和演变，说明社会对学科的要求和人们对学科的认识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从旧中国1902—1948年颁布的10个课程标准(或学堂章程)来看，课程没置虽处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但语文课的地位却在不断增强，课时增加，占周总课时的比例增大。1949年8月叶圣陶主持草拟《语文课程标准》，为新中国的语文教育确立了重要地位。此后，各个时期的《教学计划》、《课程计划》、《教学大纲》都把语文学科作为中小学教育的主要基础科目，开课时间最长，课时最多。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到我们让孩子们只用稍多于l／10的时间学科学，而有几乎l／3的时间用在收效不在的语文课上。语文学科此时用时占课的强大地位，由此可见—斑。不过，也很可悲。止如吕老在报上所说：“10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是怪事!可怪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