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英国记者、文学家格林(《丑陋的美国人》的作者)在回答法国巴黎《解放报》的提问“你为什么写作”时说：“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必要。我长了一个疮，熟了，我就把它挤掉。写东西就是这么回事。”

可见，作家心里有了苦痛、有了怨恨，等到时机成熟了，把它写出来，就成了文章。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就是作家心里痛苦感受的形象化。

韩愈入仕初期，多次向当朝宰相写信求擢用，“而志不得通”;且“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不得已才先后依附于董晋、张建封幕下。怀才不遇，长期得不到朝庭重用而形成“怨气”。这种“怨气”郁积于心中，就形象化为千里马，把它写出来，就成为千古绝唱──《马说》。

那么，韩愈在《马说》中究竟发泄的有哪些“怨气”呢?

首先是怨时代──“伯乐不常有”。恨自己出生的时代是一个“伯乐不常有”的时代，自己未能得遇“伯乐”。所以他一开始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其实就是在报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伯乐”太少甚至没有“伯乐”的时代。即使像他这样的“千里马”也只能遭此厄运：“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其次是怨主人──“不知马”。恨主人(“食马者”)不但无知，“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而且他还骄横、武断地“执策而临之”，并且大言不惭地说：“天下无马!”面对这样无知、无耻的主人，你纵然有“千里之能”，又拿他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深深的怨恨而已。

最后是怨自己──“不遇时”、“志不得通”。恨自己出生在“伯乐不常有”的时代，遇到的又是“不知马”的主人。自己虽然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朝庭的重用。自己不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就连普通人的待遇都得不到。才能被埋没，抱负无法施展。导致他这匹“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更可恶的是主人(“食马者”)不但在生活上对你(“千里马”)进行虐待、摧残，而且在人格上对你进行歧视、抵毁。这怎么不让作者怨恨呢?!

如此众多的“怨气”长期郁积于胸，就像沸腾的活火山，已到了该喷发的时候了。那么，作者又是怎样在文中发泄这些“怨气”的呢?

首先是用五个“也”表达“怨气”。“故辱于……不以千里称也”：这个“也”，不仅包涵作者对“伯乐不常有”的时代的怨恨，而且还包涵了作者对“辱于奴隶人之手”的千里马的深深痛惜之情。

“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这个“也”是对“食马者”的无知表示不满和“食马者”对“千里马”的虐待表示强烈抗议。

“是马也”：这个“也”则是对千里马的不幸遭遇表示深深的同情和长长的叹息。

“……安求其能千里也”：这个“也”是运用了反问的修辞手法，不仅语气十分强烈，而且将作者对“食马者”的愤怒谴责之情推向了顶峰。

“其真不知马也”这个“也”表示的是强烈的感叹语气，作者对如此的昏暗的世道、对这样无知的“食马者”的种种怨恨和对遭到如此不幸的千里马的无限同情都浓缩到这一个“也”上了。

这五个“也”所表达的情感不同，朗读时的语气也不一样，但它们所表达的都是作者心中的“怨气”。

其次是用十一个“不”发泄“怨气”。由于作者一开始就十分怨恨地指出在这个世上“伯乐不常有”，导致千里马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以千里称也。”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千里马遇到的主人(食马者)当然就“不知马”了。千里马遭到虐待就不可能避免了：“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最后更以“不以”、“不能”来痛斥“食马者”的无知。此时，作者对“食马者”的怨恨之情已如火山爆发，势不可挡，不得不一吐为快：“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最后是用两个排比、一个反问、一个设问加强“怨气”。两个排比是：“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这两个排比，不仅仅是将“食马者”的不识千里马、虐待千里马的种种凶狠手段表现出来了，而且还将“食马者”的自以为能识千里马的洋洋得意、骄傲自满、蛮横无理的丑态勾画了出来了。作者对这样愚蠢、荒唐的“食马者”所下的结论──“天下无马”是何等的愤怒和憎恨，批判、谴责之情已溢于言表。所以才会有“安求其能千里也?”和“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的反问和设问分别紧跟在它们的后面，来进一步加强语气，增强气势，使作者对“食马者”的痛恨之情和对千里马的同情之心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种种“怨气”都得到了痛快地发泄，不仅作者写起来十分解恨，而且读者读起来也非常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