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学习宋庆龄的伟大精神和高尚品德，继承和发展她的未竞事业，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她光辉的革命一生，并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对她的一生做以下概括介绍。
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７日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原名韩教准，早年漂泊美国，中年回国兴办实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母亲倪桂珍是中国较早接受文明，反对封建的进步妇女之一。宋庆龄７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１９０７年，１５岁时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宋庆龄聪敏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热情欢呼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１９１３年，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毅然回国，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斗争。
归国途中经过日本，拜会了她早已崇敬的孙中山先生。随后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设法从上海重返日本，于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她淡漠名利、权势和阔绰优裕的家庭生活，心甘情愿地为孙中山一起分担流亡之苦。她积极参加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
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凌晨，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北伐而叛变革命。在叛军企图炮轰大元帅府及住所的危急关头，孙中山请宋庆龄先行撤离，而她却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让孙中山先安全撤离。后来，几经危难才死里逃生，次日于永丰舰（中山舰）会合。
此后，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中共代表以及列宁派来的特使进行多次交流，总结经验教训，磋商国共合作，着手改组国民党。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１９２４年年底，宋庆龄随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为和平统一全国犯难北，直到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病重期间，宋庆龄日夜守候在病榻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坚决维护、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的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她极为愤慨，呼吁“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继续同共产党紧密合作支持北伐。１９２６年１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准备迁都，宋庆龄与先遣人员一同抵达武汉。
１９２７年上半年，正当大革命蓬勃高涨的时刻，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反对“三大政策”，结成“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对此，宋庆龄义愤填膺，毅然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宁汉合流者”决裂，“暂时隐退”。
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２７年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当时她虽然不在南昌，但仍然与周恩来等２５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并被推选为７人主席团成员。继而为了进一步探求革命道路，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赴苏联访问。在苏联，她受到了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加里宁夫妇结下了浓厚的友谊。
从欧洲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后，在与戴季陶的谈话中，严厉指出：“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了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并宣告：“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
在这一时期，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和１９２７年８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再度从西欧回国，无情揭露蒋介石“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她确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１９３２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十五路军奋起反抗，宋庆龄高度评价十五路军抗日将士的爱国行动。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崇高威望，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斗争，营救了许德珩、罗登贤、邓中夏、邹韬奋、陈赓、廖承志、丁玲和救国会的“七君子”等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进步人士。在鲁迅先生病重时，宋庆龄给他写信说：“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１９３３年９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宋庆龄于１９３８年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其中白求恩、柯棣华、哈立逊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斯诺访问陕北后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１９４１年１月，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愤怒谴责当局发动的“皖南事变”。这期间，宋庆龄坚持“保盟”工作，直至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到达重庆后，她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开展“保盟”工作，不计前嫌，宋氏三姐妹牵手共赴困难，支持抗战。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此时的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宋庆龄虽然身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却继续募集大批医药物资，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运往解放区，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１９４９年６月，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见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她一如既往，言行一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经常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商筹大计方针，参加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并深切关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尽早实现祖国统一。
宋庆龄的一生始终是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她不辞辛苦去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心连心。她谦逊和蔼，平等待人，兴办实事，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她一生热心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之一，历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她毕生致力于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她曾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她是全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１９５１年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直到逝世。她创办的《儿童时代》杂志是新中国最早的儿童读物之一，一直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宋庆龄经常为少年儿童题词和撰写文章，鼓励孩子们健康成长。她经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她一生虽然没有亲生的儿女，却把慈母的爱全部倾注给了全国的少年儿童。
宋庆龄从早年就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享誉世界。新中国成立后，她又组织和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的反侵略战争，世界和平会议和工作。在１９５０年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荣获１９５０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并将全部１０万卢布的奖金捐献创建“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１９５２年与郭沫若等人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结交朋友，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她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海外侨胞，关怀台湾的前途、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建国初期，宋庆龄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如今的《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从英文一种版本增加到７种文字版本，发行到世界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她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一向把她作为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无产阶级先锋战士。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５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１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９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遵照她的遗言，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她父母陵墓的东侧。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
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