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一个并不遥远的年份里的一场考试，可能会决定很多教育理想的现实命运。

对于已经在四省区进行实验的高中新课程，老师们的一致疑问是：“新课程好是好，就是高考会不会改?怎么改?”我知道，只要高考方案一天不明朗，老师们的迟疑就一天不会消除，课程改革也难以真正地“深入人心”。

最现实的问题是，下一学年，代表了高中新课程最大亮点的选修课程，会不会因高考未决而处于徘徊状态?

箭已在弦上。

高考到底会怎样改革?能怎么改?我们除了等待、观望，能不能拿到桌面上来大胆想、大胆说?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政府的事，是课程改革者、教育专家、考试研究人员的事。而实际上，在一个民主和开放的社会里，像高考这样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民间舆论与智慧”往往是重要的决策力量。

3月的上海，就先有了一场在高校中文系的学者们，包括率先实行高中新课程的3个省的有关人员之间的讨论。话题就是：“课程改革与语文高考”。性质是：“民间立场”。希望是：“反思、批判、争鸣、建设”。

这将只是一个序幕。

“以务实的态度来进行高考的改革”

——高考改革的现实背景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现在中学语文课程改革已经走到了节骨眼上。为什么这么说?首先，高校在扩招，有的学校的招生数翻了一两倍。整个教育开始大众化。在这种态势下，中学语文必须改革。其次，汉语语言水平普遍下降，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这对语文教育改革是一个机遇。第三，我很看重《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尽管大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实际上是前一段关于语文教育讨论的一个产物，也是社会转型对教育提出的要求的产物。因此，虽然有一些人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不同意见，但总的来说，要落实、要推进，不仅因为这是教育部的课程政策，也因为它确实可以为我们中学语文教育提供机遇。《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方向应该肯定。

现在有高中选修课怎么上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我最担心的是，第一，怎么让普通的中学把课开起来?教师的水平能不能达到开选修课的水平?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第二，这次课改能不能成功，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否正视高考。如果我们的课程和高考是脱节的，那肯定要失败。对高考的批评足够多了，我们可能不喜欢高考，但目前它还要存在，就必须与它挂钩。有些问题是非常实际的，比如，选修课怎样考试?在高考中如何体现?从理念上讲，选修既然提倡的是个性化学习，那就不应当再和高考挂钩。可是如果在高考中不体现，那很可能就得不到重视了。课程改革当然最好能带动高考的改革，但也不可能就颠覆了高考。课程改革是新的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怎么成功，但走到这一步，必须坚持实验，不要就是一顿批评。批评是必要的，但只是批评、颠覆，我们无所适从。多少年来我们翻来覆去做了很多事，浪费了很多时间，跟这种思维方式都有关系。语文，谁都可以批评，不像物理、数学，一般人批评起来比较困难。可见语文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比较密切。但要考虑一下，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无休止的争论上面。要多实验，多总结，多做些务实的工作和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来。

方智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也谈点我的想法。第一，从课程标准实施以来，我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教育理想的实现是多么不容易。越到教学层面，越到考试评价层面，现实的考虑就越压迫教育理想。爱德加•莫兰就讲过一句名言：“现实抵抗观念。”这个观念是指先进、正确、理想的教育观念。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的《语文课程标准》，有人说它是语文教学的宪法，它的实现恐怕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过程。这个标准里有很多要求，我认为不是近期可以实现的，也不是每一个地区、每一所学校、在每一个学生身上都可以落实的，但是我们要追求。关键是，怎样在理想和现实、现实和观念之间寻求平衡点。关于语文高考改革，目前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课程标准、新教材、教学行为和考试评价之间的落差。课程标准的理念转化为教材时，中间有一个落差；由教材到教师的教学行为，最后到教学评价，中间也有落差。这种落差是客观存在的，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消除的，也许只能求“最大公约数”。承认这个落差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减少急躁情绪。我的意思是，要有改革的思想，但是不能急于求成，要逐渐过渡，逐步到位。这样就可以既积极又谨慎。特别是考试评价的改革，相对于课程标准的制订来说，它的社会影响力，它对社会的震动、对于学生学习、教师教学的导向作用都是同小可的。因此，我的观点是，要注意到各个层次的落差，尽量寻找平衡点，以务实的态度来进行高考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