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中国人几乎没人不知道李白的，因为李白是站在盛唐诗坛高峰之巅的为大诗人，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他堪称中国诗坛第一人。
“李白斗酒诗百篇”体现了李白善饮和善写的特点，重在展现李白的善写，也就是对他的诗才的称赞。可有人却并不这样来理解此句诗。他认为李白的诗是李白酒醉后的言语，并且也自认为找到了写诗的捷径──醉后言语就是诗。于是就让家人准备好文房四宝来记录他的诗，他就抱着酒坛开怀畅饮，恰有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情，不久便大醉。第二天醒来，他急问家人：“我的诗作如何？”家人回答：“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他大喜而说“念来听听！”家人说“呼──呼──”他说“快念，别在‘呼──’，快念！”家人说：“除了你的呼噜声，我什么也没听到。”这个故事说明，有酒量而无诗才是作不出好诗来的，而李白则是二者兼有。
李白的诗才从何而来呢？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来自于他少年时的勤奋好学。
李白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四川）渡过的，这是李白读书习剑、学道漫游的时期。他“五岁诵六甲（泛指道教典籍），十岁观百家（泛指各派的学说）……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司马相如）”（《赠张相镐》其二），学习内容十分广泛，不拘于儒学一家。他曾师从“任侠有气，善为横纵学”的赵蕤，对形成他的纵横家思想、豪放不羁的性格和诗风有所影响。他“十五游神仙”（《感兴》其五），还漫游过青城、峨眉等山，与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谢绝过绵州太守的荐举。这一时期李白的诗歌今存不多，而《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白头吟》等诗已显现出他的卓越才能和飘逸诗风。所以诗人苏廷称他“天才英丽”，再加努力，“可与相如比肩”（《上安州裴长史书》）。
李白豪放不羁，从小接受的就不是严格正统的儒家教育，又有习剑任侠、学道求仙的经历，所以他的思想极其驳杂矛盾：“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龚自珍《最录李白集》）这在历代诗人中，也是极为突出的。
的确，年少时的博学，导致了他思想的复杂，但儒家思想对他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安社稷”、“济苍生”、“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的政治抱负，并为这理想而奋斗一生，最终未能实现这一抱负。这在他早年的诗歌可看出这一理想：“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大鹏赋》），“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送外甥郑灌从军》）。他被放还山后，他仍高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二）。直至临终绝笔，他虽已如大鹏“中天摧兮力不济”，却还坚信其“余风激兮万世”。可见他的抱负气概，老而不衰。儒家思想造就了李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当他直面现实的人生和生活现实时“俯视洛阳川”，看到“茫茫走胡兵，流血涂草莱，豺狼尽冠缨”（《西上莲花山》）的情景，痛心疾首地呵问：“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并怒斥公卿将帅的无能“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公卿如犬羊，忠党醢与菹，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赠江夏韦太守》）他再也无法逍遥世外，也早已捐弃了个人的恩怨得失。安史之乱升化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而且给了他几十年等待寻觅而不得的施展抱负才能的机会，可以断言，即使不参加永王麟的兵马，也会参加别的平叛队伍。在参加平叛军队后所写的诗歌都充满着昂扬的爱国激情：“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也表达了必胜的信心：“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这些诗歌既有高昂奋发的盛唐时代精神，又有李白豪迈自信的个性特征。
李白的儒家思想，经自身变形走样，已带有他鲜明的个性色彩。他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信，对不世之功的渴求以及他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游说干谒方式，都有纵横家的印记。为了讨好玄宗，他曾做了《清平调》三首来夸赞杨贵妃，这也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而走的一条捷径。可高力士曲解此诗，引来了杨贵妃的憎恨，她向玄宗进谗言，让玄宗疏远了李白。他所向往的儒家至治境界“宽猛相济，弦韦适中，……然后青衿向训，黄发覆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颦哦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任城县厅壁记》），也杂有道家无为而治的成分。他尊孔，却是借以自许自慰：“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而他的嘲圣讥儒似乎更多，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名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鲁儒》），这些离经叛道之处，是他对儒家传统束缚的突破。
李白拥有一腔热血和一身才艺，却不能得以施展，这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哀。李白一生为理想而奋斗，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这是因为他志在安社稷、济苍生，而玄宗却需要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他致力于勘乱杀敌，而肃宗却专心于剪除异己，兄弟戕贼。他在诗中愤怒地抗议封建社会对人才的摧残扼杀：“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天宝末期社会政治的黑暗和唐朝由盛而衰的原因。李白刚正不阿，愿曲意逢迎：“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其十二）他也不屑于与俗沉浮：“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他“自称臣是酒中仙，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卑视那些庸才贵仕的权要：“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理想屡遭挫折，失败打击接踵而至，所以李白的诗歌交织着自信与绝望、追求与颓放、眷念与怨恨、崇高与庸俗等思想感情的复杂矛盾，代表作有《行路难》三首、《梁园吟》、《将进酒》等。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是身在江湖，心怀魏阙；而“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则是怨恨中又有企盼。“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现得是何等的自信，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却显得十分迷茫。“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他志济苍生，“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却又狂饮自昏。“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忧愁悲愤何等深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又是何等的旷放洒脱。这些都是李白的崇高理想与黑暗现实相撞击后迸发的电闪雷鸣，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它们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矛盾，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对现实黑暗的大胆揭露，对时弊的猛烈抨击是李白叛逆精神的体现，也是他诗歌的重要内容。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文臣武将便滋衅生事，希旨邀宠。李白指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以而用之”（《战城南》），杨国忠为邀功请赏，两次出兵南诏，并隐瞒了死伤十多万人的败绩，李白予以揭露：“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古风》其三十四）在《古风》其五十一中，他更大胆地以殷纣王、楚怀王比玄宗：“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芦施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娈，女须空婵娟。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对忠贤遭斥、奸邪当道致使国家濒临危亡的状况作了尖锐的揭露。天宝年间，李林甫排除异己，李白在《梁甫吟》中则以“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隐喻李林甫之流的歹毒阴谋。
由于李白生活的局限，我们仍能感受到他对灾难战乱中劳动人民命运的关注。如“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至今西洱河，流血拥僵尸。将无七擒略，鲁女惜园葵。咸阳天下枢，累岁人不足。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安史之乱暴发后，他痛惜民生涂炭：“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乱入麻。”（《扶风豪土歌》）那生离死别的场面令人心碎：“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白马绕旌旗，悲鸣相追攀。”对人民群申明大义、为国牺牲的精神，诗人予以歌颂和勉励：“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精感石没羽，岂云惮艰险。”（《豫章行》）其矛盾痛苦的心情同于杜甫的《新婚别》、《无家别》。同时还对广大妇女的命运表示关切和同情。他的诗歌成功塑造了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许多妇女形象。写了她们的天真：“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长干行》）赞美她们的纯情：“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子夜吴歌》其三）表现她们的忠贞：“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春思》）理解她们相思的悲苦：“寒苦不忍言，为君奏丝桐。肠断弦亦绝，悲心夜忡忡。”（《怨歌行》）同情她们被遗弃的不幸：“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唯见青陵台。”（《白头吟》）热情地歌颂她们的刚勇和反抗：“东海有勇妇，何惭苏子卿。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东海有勇妇》）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注，也得到他们真诚而淳朴的回报：“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款待的不过是粗茶淡饭，却令他想到“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在王公大人面前“未尝一日低颜色”（任言《杂言寄李白》）的李白，竟“三谢不能餐”。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李白傲岸倔强的另一面。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对李白自然有不小的影响。他的“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的人生价值观念就来自儒家用世济时的思想。为实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理想，李白“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赠江夏韦太守书》）。他实现理想的努力虽屡遭挫折，却矢志不渝：“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二首》之二）直至晚年他还壮志不衰，希望为平叛靖乱效力。所以刘熙载认为：“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思黎元’之志也。”（《艺概·诗概》）
可以这样说，儒家思想造就了李白，让李白成为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这也是他继承了先秦时“忧国忧民”的传统和屈原的风范。爱国和爱民都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同点在于屈原是为忠君而爱国，而李白则是为爱国而爱国。正是这一点，才让李白敢于讥讽玄宗、肃宗二位皇帝，才敢于傲睨权贵，蔑视封建等级。
李白或许是历代著名诗人中受道家和道教思想影响最深的一个。“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由于家风和社会习气的濡染，李白自幼崇信道教，学仙求道、服食炼丹，几乎贯穿其一生。他曾受道录于齐，一生交往过不少道徒。
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李白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性格。现实生活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给李白安上了精骛八极、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恍惚飘逸、光怪陆离的神异浪漫色彩。“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一），并非夸张。学道问仙是李白求官入仕的“终南捷径”；仕途失意，被放还山后，则是他傲世自高、排遣愤懑的方式：“明主倘见收，烟霞路非赊。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早秋赠裴十七仲堪》）其实对神仙之有无，他也是心存疑惑的：“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十二首》其三）但为寄托精神、宣泄愤懑，它宁可信其有，不愿疑其无，所谓“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遗余年也”（范传正《李公新墓碑》）的说法，不无道理。
李白傲睨权贵，蔑视封建等级制度：“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追求个性自由，旷放不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陪侍御叔华登楼歌》）；粪土富贵荣华：“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他的这些思想性格深受庄子叛逆精神的影响。而他的隐逸颓放，及时行乐一生死、齐万物等消极思想，如“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行路难》其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也都源于老庄思想。
正因为现实社会给李白带来了了矛盾和痛苦，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写了不少诗歌吟咏隐居学道和放情纵酒，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陪侍御叔华登楼歌》）。这才有了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把大自然当作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努力去探索和发掘其中的美，用他的神来之笔描绘、用他的满腔激情讴歌祖国的锦秀江山。他笔下的巍巍群山上摩苍天，下亘四域，气势磅礴，如“西岳峥嵘何壮哉！……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西岳云台歌》），“庐山秀出南斗傍……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峰凌苍苍。”（《庐山谣》）这是诗人的壮志凌云和崇高气节的象征。他笔下的滔滔江河，波如雪涌，潮似山倾，汇纳百川，奔泻万里。如“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角龙门”（《公无渡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这犹如诗人冲决羁绊、追求自由的精神不可阻挡。这些确实是以“五岳为辞锋，四海作胸臆”（皮日休《七爱诗》）写就的。它们熔铸了诗人的性格，倾注了作者的感情，体现了李白的审美理想，也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采，能激励人们奋发进取，具有雄奇的崇高美。李白也还有不少诗篇描绘大自然的明媚、幽静、秀丽、清新，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桔柚，秋色老梧桐”（《秋登宣城谢眺北楼》），“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清溪行》）。它们体现了李白性格的另一侧面：他对光明宁静、纯净和谐的憧憬，以及李白诗歌的阴柔之美。
道教和道家思想不仅渗透了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也直接影响了李白诗歌的风格特点──飘逸，也是后人赞誉李白为“诗仙”的一个原因。李白作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创作风格受庄子散文风格的影响比较大，这与道家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李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刘全白《李君碣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年轻时曾“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东游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周济落魄公子。游洞庭时，为客死途中的友人营穴迁葬。随着入世渐深，他“轻财好施”、“存交重义”的行为，被傲岸不羁、抗争叛逆的精神所取代，这是他对战国时代的侠义精神和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的深化，但侠义纵横对他的影响依然存在。他的自负自夸、游说干谒，均有浓厚的纵横家的色彩。他笔下的众多战国人物如苏秦、张仪、毛遂、朱亥等固然有纵横家和侠义之士的气质，而且，即使是后世的张良、孔明、谢安之辈，也都被他打上纵横家的印记。他的诗风的豪放，文风的恣肆，也未尝没有纵横家文的影响。他诗歌中大量歌颂的抗暴安良、重然诺、轻生死有侠义行为，也反映出他的人生价值观和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可见侠义行为、纵横家思想对李白影响之深。
李白驳杂的思想和用藏出处的矛盾，都统一在“功成身退”的理想当中。儒家的用世与道家的出世、道教的求仙；纵横农技汲汲于功名与侠义之士的不矜其功、羞伐其德，都统一在“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赠卫尉张卿》其二）的理想中。这既合于老子“功遂身退”和全身远祸的思想，又符合扶危济弱、不图报答的侠义行为准则；既能施展他的才能抱负，实现他的自身价值，又能保持他价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既基于历史的经验：“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又鉴于现实的教训：“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所以，他在诗中一再申述自己“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的志向。
综上所述李白的诗歌充满理想色彩和浪漫激情，抒发了他的志向抱负，表达了他的思想感情，充分地表现了自我；又以强烈的叛逆和反抗精神揭露时弊，深刻而曲折地再现了现实，无论于己于时，都是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