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郭超人（１９３４～２０００），男，湖北武穴人，汉族，中共党员，高级记者，１９５６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先后任新华社西藏分社、陕西分社、四川分社记者、副社长，新华社秘书长、副社长。１９９２年１１月起任新华社社长。中共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５０年代曾采写大量新闻报道揭露西藏农奴制的黑暗，６０年代随中国登山队完成攀登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的报道，７０年代采写的《驯水记》歌颂了中国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伟大业绩，在陕西采写的《安康调查》揭露了“四人帮”在农村推行极“左”路线的弊端。已出版的新闻作品有《向顶峰冲刺》《西藏十年间》《万里神州驯水记》《时代的回声》等。

【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

中国西部的山脉，大多横亘绵长，山体高峻雄伟。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同尼泊尔、印度等国边境上的喜马拉雅山脉，绵延长达２４００多公里，主脉海拔平均超过６０００米，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山脉。

在喜马拉雅山脉之中，海拔在７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峰有５０多座，８０００米以上的有１６座，著名的有南峰、希夏邦马峰、干城章嘉峰。“喜马拉雅”在藏语中就是“冰雪之乡”的意思。这里终年冰雪覆盖，一座座冰峰如倚天的宝剑，一条条冰川像蜿蜒的银蛇。其中最为高耸的则是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上的珠穆朗玛峰，它高达８８４８、１３米，是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峰高势伟，地理环境独特，峰顶的最低气温常年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山上一些地方常年积雪不化，冰川、冰坡、冰塔林到处可见。峰顶空气稀薄，空气的含氧量只有东部平原地区的四分之一，经常刮七八级大风。十二级大风也不少见。风吹积雪，四溅飞舞，弥漫天际。珠峰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很早就为人们所注目。１９６０年中国登山运动员和科学工作者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首次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创造了世界登山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从６０年代起，中国科学工作者对珠峰地区进行了全面考察，在古生物、自然地理、高山气候以及现代冰川、地貌等多方面，都获得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１９７５年，中国测绘工作者在中国登山队的配合下，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精确地测定了它的高度，并绘出了珠峰地区的详细地图。所有这些，为中国开发利用西藏高原的自然资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

珠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原是一片海洋，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从陆地上冲刷来大量的碎石和泥沙，堆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形成了这里厚达３万米以上的海相沉积岩层。以后，由于强烈的造山运动，使喜马拉雅山地区受挤压而猛烈抬升，据测算，平均每一万年大约升高２０～３０米，直至如今，喜马拉雅山区仍处在不断上升之中。

（选自《中国地理常识》）

【故事，铭刻在雪山】

主持人司马南：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是湖北卫视新推出的一档节目，这个栏目的名字叫《往事》。现在大屏幕上播放的这一段是40年前的事，中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故事。当时全国人民非常激动，那种激动，那种欢快，登山队员的那种牺牲和奉献（精神），都已经尘封在历史的记忆当中了。我们这个《往事》剧组，从尘封的记忆当中，发掘出这段往事，我们今天还非常有幸请来了中间的那个小伙子，中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勇士，后来又当了中国登山协会主席的王富洲先生，让我们有请王富洲先生。

司马南：王先生您好，您请坐。４０年前拍电影的时候，您在中间我看是很年轻的。

王富洲：那时候２５岁。

……

司：您现在再重新看这段电影，现在想一想当时的登山，让您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王：１９６０年登到８７００米的时候，在这个“台阶”下面，我们的确感到了困难。这个“台阶”也就是６米多，整个是垂直的，垂直的峭壁。这个６米多，我们整整在那儿攀登了５个小时。太阳已经很偏西了，７点左右了，大家的氧气都不多了，本来这个氧气就是一天的氧气，也用完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三个人的教练刘连满同志，想了个办法要搭人梯。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刘连满同志蹲在下面，其他几个同志踩着他的肩膀上去了，刘连满同志因为体力极度地消耗，两条腿支撑不了身体了，都摔倒了，的确是不行了，已经精疲力尽了。

司：就留下他了，然后你们三个继续攀登。

王：其他同志就继续攀登登上了顶峰，登上“第二台阶”，连满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司：在搜寻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找到刘连满同志，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最后在哈尔滨终于如愿以偿。我们前方记者可以说费了千辛万苦，半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了刘先生。

（外景录像）

或许是第一次感受到冷得这么真实这么透彻的冬季，这座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北国都市哈尔滨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我的采访对象──中国60年代的登山英雄刘连满的事迹，一并成为我这次北行的兴奋点。我不止一次地想像着眼前这些欧式建筑里就住着刘连满，而刘连满４０年前的故事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当年在距珠穆朗玛顶峰１４０米的地方，就是他毅然放弃了生存，献出了自己的氧气，让三位战友踩着他的肩膀攀上了顶峰。４０年来这三位登山英雄一直在中国登山协会担任要职，而刘连满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听说他当年登山回来，就被分配在哈尔滨电机厂工作，我采访的第一站就是这家工厂，厂工会的同志告诉我说，老刘从这里退休已经七八年了，很多新同志都不认识他。退休前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目前家里三个孩子都已下岗，老伴也没有工作，生活上很困难，据说他在外面一家厂子里打更（看门）。不知是出于固执还是因为不太相信，尽管天色已晚，我仍然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刘连满的家。就在这个陈旧的生活区里的这套小房子也还是前不久省长批示后，厂里照顾给他的。这一天我没有能遇着老刘，倒是有幸认识了刘连满的老伴，因为她对我们的摄像机不太适应，在我们关机后她才告诉我们，老刘外出找工作去了，因为打更的饭碗已经丢了。冬夜里一个人的家很冷清，而和这个家一样冷清的是桌上刘连满４０年前的荣誉，当晚我最终没有能等到老刘回来。第二天，天放晴了，老刘依旧早早出去找工作去了。我还是没有能见到老刘，我又分头与另外三位登山英雄取得了联系。目前他们的工作非常繁忙，过去的那段经历和荣誉，已经成为众多商家争相聘请他们的本钱，而老刘今天还不知道能否找到工作，正在我为刘连满祝福能交到好运的时候，我终于在暮色中看到他高大的身影。

司：大家从屏幕上看到，我们当年的登山英雄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老头，是一个很平和的老人。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刘连满先生。刘先生有请。（刘连满上，掌声）

司：刘先生我看您比较激动，您是看了年轻（时候），登山的那段经历有些激动，还是４０年回味生活，您有特别的感触，换句话说，您现在特别想说点什么。

刘：谢谢大家还记着我。

……

刘：我自己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不是哪一个人想在这里头冒个尖，也没有这种想法，这是集体的，不管谁登上去都代表我们国家，所以我的主导思想也是这样。所以开始登山队的领导，对我的体力和技术也比较信任，几次侦察都是派我去。

王：就是每次登（山）的时候，连满同志就先把前面的困难路段先侦察一下，侦察完了以后，再修好，挂上绳子，其他队员再上去。

司：在登峰顶的过程当中，我听说连满救过您。

王：有几次，特别是刚才说到，我们下“第二台阶”的时候，要不是连满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相反地体力得到了一些恢复。不是过去说高山生理现象，说在那儿住一夜人就死掉了。他得到了恢复，我们下来的时候，还就他身体（体力）好，下“第二台阶”的时候就是他保护了我们一个一个下来。

司：那是送上去再接下来。

王：对。我带了一张（照片），过去连满同志攀登冰峰的时候。

司：是立着的。是这样的，这么陡峭。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地方拍的？是什么人拍的？您还有印象吗？

王：这个（照）片就是在北坳冰陡壁上，这是过去跟我们一起登山的摄影记者陈雷生同志拍的，他这次也来了。

司：有请陈记者。

（陈雷生上）

陈：哎呀，又见面了。

司：陈先生，您当时跟着登山队，最高走到什么地方？

陈：我就是到北坳，他们这四个人登得最高，而后三个人到了峰顶。这是四个人下山以后，当时的媒体对他们宣传的情况。

陈：说新闻媒体我就想到，有新闻媒体集中到这儿的摘录，他们上去三个是中国的好样。但是好样里头还有这位刘连满同志。为什么？我现在都忍不住激动。自己已经是很困难了，在又缺氧又寒冷又没有东西吃，生命危难的时刻，它（书）都记载了，刘连满用了半个小时，很艰难地留下了他的话。这话怎么说呢？

王：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登山下来以后，刘连满在８７００米等我们，跟我们招手，我们下来后，当时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连满同志还活着，大家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这时候，我发现连满的氧气瓶子下面压了张纸条，我拿起来看了看，这是连满同志给我写的纸条，因为我是负责人。

……

司：刘先生，当时您把氧气留给他们三个，您心里非常明确知道自己选择的是死亡。您当时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刘：因为当时我认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需要我这样做，我应该这样做。

……

司：您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刘：收入５００多，扣一些钱还剩４００多。

司：我觉着您很不幸。

刘：我感觉还可以。

司：您又特别幸运。

刘：生活吧，就应该向低水平的去看，工作可以向高水平去看。如果生活你向高水平去看，你老也满足不了。现在不如我的有的是。

司：现在回头去看过去的往事──咱们这个栏目就叫《往事》──您实实在在地给我们讲后悔不后悔？

刘：没有什么后悔的。因为我这出身回忆起来，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这生活，我应该感谢党感谢国家。过去我是过流浪生活，从小就没有了父亲，靠母亲讨饭把我养大。当我母亲不能要饭了，我八九岁出去过流浪生活。

司：您也传奇。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讨饭，可是你身子板又长得这么结实，能当登山队的教练。

刘：因为我这人特好动。小的时候就是特别有劲。年轻的时候挑个五六百斤，挑起来就走。

司：您现在每天还锻炼不锻炼？

刘：就每天早上起来走个十来里地，再走回来。

司：看着你们三位生死兄弟，这位是高级记者，这位是前登山协会主席，王主席，您是在工厂。

刘：不能都当官，都当官就没兵了。我有困难的时候，我那些学生，那些战友，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甚至于有一些不知名的人，也给了一些帮助。

司：您老是想着别人的好。

刘：是人家对我有好处，我怎么能忘呢？

司：您跟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讲一句实在话，这辈子人和人之间什么东西最重要？

刘：感情。我认为是感情。刚才说到那个救助的问题，帮助别人的问题。我想在当时来说，登山队我认为每个队员都能做到这一点，不是说登山队就我一个人能够把氧气舍出来给别人。

……

【我的心永远属于喜马拉雅（贡布）】

贡布，男，藏族，１９３３年出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所作乡，从小就是为领主放羊的农奴。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１９５６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日喀则班禅警卫营当兵，１９５８年１１月，进入中国国家登山队。１９６０年初，参加举世瞩目的攀登珠穆朗玛峰行动，并于５月２５日凌晨５时和两位汉族队友一道登上了珠穆朗玛峰。１９６２年，加入西藏登山队，１９６４年被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当选为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１９７２年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分管登山运动，１９９３年退休。

我１９３３年出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所作乡。家乡的海拔很高，祖祖辈辈都要和大山打交道。所以，我从小对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后来从事登山运动，也是非常自然和符合自己心愿的。我是一个幸运者，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和现代登山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登山成为我终生从事的事业。

说到我的登山运动生涯，那还得从４０多年前谈起。

我小的时候，是地地道道的农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要为领主放牧。在黑暗残酷的旧西藏，广大农奴受尽领主的打骂和凌辱，吃饱穿暖都是奢望。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我会成为国家的登山运动员，而且成为第一个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中国人。

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１９５６年，我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在日喀则班禅警卫营当兵。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国登山队来到日喀则，先乘汽车到萨迦县的一个区，没有路了，然后再骑马到珠穆朗玛峰山区。大概是１１月的时候上到海拔６５００米的地方，实际上是进行攀登珠峰的前期训练，我们排的一位藏族副排长也跟着一起上去了。

有一天早上，正在洗脸的时候，我无意中问我们的副排长，前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他说是到珠峰去了，并反过来问我：“你想不想去登珠峰？”我以为是在开玩笑，就说去。没想到他说的是真的，他让我今天不要吃饭，不用参加军事训练，有别的要事。

那天上午，我们营里有３０多人集体到医院去进行身体检查。第二天，我们又到登山队住的招待所进行测试，身体全部合格。第三天，我们一行２０多人在登山队领导的带领下来到拉萨。我们脱掉军服，换上运动服，在军区训练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紧张训练。后来，我们又到念青唐古拉东峰海拔6

000多米的雪山脚下进行冰上训练。

１９５９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当时的拉萨气氛很不平静，少数上层反动统治者在３月份发动了武装叛乱。我们的训练也受到了影响，我们停止了有规律的训练，拿起枪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平叛斗争中。平叛胜利后，我们的训练转入正常，不久就到新疆境内攀登了被称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登顶成功后，我们回到北京，参加了令人难忘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１９６０年初，我和队友们返回西藏，参加举世瞩目的攀登珠穆朗玛峰行动。这期间我的身份一直是军人，装备、津贴都是部队发。

３月初，我们来到珠峰脚下的大本营。最初我不是突击队员，承担修路、运送物资任务。突击队第三次行军，由于经验不足，在７４５０米的地方遭遇大风的袭击，坚持到达８３００米的高度后，登山行动被迫终止。我当时与突击队员们在一起，身体状况一直很好。此后，登山队组织了第四次行军，重新调整突击队组成人员，我就入选了。

我们从８１００米的地方出发，半夜行军，上到８５００米后，没有吃的，５个人就在冰天雪地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和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４个人忍着饥饿，继续向上攀登。原计划是登顶后即刻下山，没想到前面还有“第二台阶”挡路，怎么也上不去，耽搁了５个多小时。等我们到达８７００米处时，已是半夜。在这里呆是不可能的，很快就会冻僵，一旦迷糊起来，很容易死亡，下撤也不是办法。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夜里登顶，刘连满因为体力不支，没有继续攀登。

那个时候登山经验少，装备不足，行军速度也慢。上到一定高度后，嗓子是哑的，嘴巴全裂开了口，我们很少说话，要表达某个意思，就用手指比划一下。体力消耗极大，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系鞋带，要用半个小时，戴冰爪，更是费劲。

终于，我们三个在５月２５日凌晨５点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那时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我们知道，全国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登顶成功了，就能到北京去，就能见到毛主席了。

那次登山，奠定了我以后终生从事登山事业的基础。当然，如果没有翻身得解放，我仍然是个农奴，广大西藏人民也不会有机会参加国家的各项建设，我也不会参加到伟大的登山行动中。

记得家乡有一座山峰，５０００多米高，上面没有一根草，过年时上面要插经幡，小的时候我上去过。从小在山上山下放羊放牧，对山有一种浓厚的兴趣。也许我生来就是与大山打交道的。

１９６２年，西藏登山队成立，我正式加入了登山队，生活在林芝登山营。１９６４年登山队首次攀登西藏境内的世界第十四高峰希夏邦马峰，这次我没能参加，上级派我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了3年，我也同时被选为西藏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在１９６５年９月回到西藏，继续参加林芝登山营的训练工作。当时，国家决定１９６７年再登珠峰，由我担任登山队副队长。我们在当年秋天把队伍拉到珠峰训练，有的人已到达８０００米的高度，运送了登山物资。那年有一个分队在北坳大风口遭遇大风，遭受惨重的打击，有３０多人被冻伤。

这次训练后不久，“文革”开始了，登山队也没有幸免，搞批斗、游行，贴大字报，攀登珠峰行动也就告吹了。后来，有一次我在打篮球时腿部严重受伤，在北京治疗也没有治好，这样我不得不忍痛放弃自己心爱的攀登高峰、挑战大自然的乐趣，承担了登山指挥、管理方面的工作。

１９７２年，上级任命我担任西藏自治区体委副主任，分管登山运动。１９７５年，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再次攀登珠峰，我又一次住到珠峰脚下的绒布寺，参与登山行动的指挥。算起来，我总共在珠峰山区参加了４次登山活动，这些是我的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多吉占堆、薛文献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