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文言文，除了一些重要环节(如诵读，就非常重要)，还要学会断句，掌握翻译方法等等，诸多环节和技能训练要同时进行，才能提高阅读水平，达到中学大纲要求，完成中学阶段文言文学习的任务。今天语文小编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文言文的学习方法，一起来看看吧!

文言文的学习方法

一、学习文言文，最应该下功夫的是文言字词、句式等方面的知识，只有积累了一定的文言知识，才可能顺利地阅读文言文。

1、重视预习，学会自学课前一定要借助注释自己逐字逐句去翻译，不要坐等老师来讲解。预习时注意找出疑难字句提交课堂讨论，向老师、同学请教。对重点字词要进行归类认识，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有相当多的文言实词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用的，我们要善于记忆、比较、归纳、整理，把“字词”学“活”。

2、遵循“字不离句”的原则去理解、体会

不管是实词还是虚词，其意义、用法总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显示出来的，积累文言字词不要死记硬背，而应结合“语境”去揣摩。

3、要牢牢记住主要文言句式

主要文言句式有五种：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倒装句，每种又有几种不同形式，记住形式，便于识记和理解。

二、语文教材强调文言文的朗读、背诵，其意图是让学生通过多读多背来掌握文言知识，理解文意，培养语言感悟能力。诵读可分四步进行：

1、借助注释，粗读课文

预习时完成粗读任务。粗读的首要任务是疏通文字，然后在此基础上感知课文，从整体上初步地把握课文结构。结合注释，根据上下文读两三遍，再连猜带蒙，对课文内容应该能了解六七成了。粗读中要画出疑难词句，以备在课堂上提交讨论。

2、质疑、解难、细读课文

通过课内细读，要能准确地正音、正形、断句，要解决粗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要对文章结构进行分析。要增进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3、深入领会，精读课文

精读时要力求读出语气、语调和节奏。通过精读，更深入地感悟、理解作品，体会文章的情感，把握文章的特色。

4、鉴赏评价，熟读课文

这一步主要靠课后同学们主动进行。要熟读成诵，要强化文言字词的学习效果，深化对课文内容、结构的理解。要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评价能力。

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是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话大师，文言学习形成纯粹、典雅的汉语语感，文言是白话的根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上空升起了一片“璀璨”的群星，他们是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风流儒雅，他们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是运用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的作品90%以上用白话写成，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顿失光彩”、“暗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等，但一个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最根本的解释，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在语言“敏感期”所接受“语文教育”，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废除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

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具有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少年时期就基本已经形成一种以文言为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的“语感”，跟随他们成人，伴随他们终生，奠定他们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们文字表达的“下意识”，使得他们运用语汇时，总是比较纯粹、凝练、典雅、古朴，他们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

文言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而白话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一母一子，一本一末。人们在孩童的“语言敏感期”，从“根源处” 学习语言，阅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古文，打好文言根基，再运用白话来表达，那么，写出的文字就比较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相反，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写出的文字，就难以达到以上境界，而可能拖沓、冗长、繁琐、欧化、罗嗦、抽象。

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大陆作家、学者，整体上文字水平(主要是白话表达水平)，难以与上半叶的大师“比肩”，根源就是少年时代“语言敏感期”接触的文言愈来愈少。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如鲁迅、郭沫若等人，他们成为“白话大师”，开白话运用的一代风气，根本原因是，他们在19世纪接受了系统、全面、深入的文言教育，可以说，这些“白话大师”们，少年时期在文言的“酱缸”里浸泡过的，成人后登上文坛，每个“汗毛孔”里都渗透着文言的滋养。而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文人、学者们，少年“语言敏感期”，恰好处在大陆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从诞生、发展、再发展的时期，也即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此时，正是大陆所谓的“现代语文教育”对文言否定愈演愈烈，语文课本摒弃文言愈来愈多的时期。大陆语文课本在七十年代彻底告别了文言。因此，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成人的文人们，少年时期接触文言的数量“一代少之于一代”，因而他们成人时的文风也基本上“一代逊于一代”。几十年来，大陆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 “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不可否认，这正是所谓大陆“现代语文教育”斩断了“文言”血脉的结果!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汲取，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少年“语言敏感期”诵读相当数量的一流的文言，成人后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少年“语言敏感期”仅仅涉猎极少的文言，或者仅仅学习白话，哪怕是一流的白话，那么，成人时期，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白话学习白话，似近实远，事倍功半;通过文言学习运用白话，似远实近，事半功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这应是“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法则。

可以听听香港著名学者，堪称语言大师的董桥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点评：“(鲁迅)‘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 ’，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

我绝对不是主张在中小学阶段全面恢复文言教育，全面实行“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我主张白话、文言，各占半壁江山，适度加大中小学阶段文言的课文比例，而且是小学、初中、高中循序渐进地增加，至高中阶段在课文篇目数量上应当略高于50%;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也绝不是放在培养“白话大师”上，我们着眼于奠定一代几代“现代人”的“白话运用”的根底，提高“现代语文教育”“学习运用白话”的效率。

现代汉语等于“现代”“进步”，文言等于“非现代”和“落后”，用啥即学啥，不用啥就摒弃啥，这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思维逻辑。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们是“现代人”就应该学习现代文，现代语文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实运用”，文言已经不用，至少是几百年前的书面语，是一种落后的甚至是陈腐语言，现代人何必再去学，再学说不定会受到拘囿、禁锢甚至毒害，也无益于应用。

这里面潜藏着一种简单的认知逻辑：白话等于“现代”、“进步”、“民主”、“自由”，文言等于“非现代”、“落后”、“陈腐”、“封闭”、“禁锢”。包含着一种简单的实践逻辑：现代生活应用用什么，就直接学习什么，现代生活不直接应用，干脆就可以摒弃不学。

其实，对文言和白话这种简单的认知逻辑，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存在过，我们还是细细听听“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先生是如何说的吧：

“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

文言诗文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正像白话中有语言垃圾，也有语言珠玉一样。对于中小学课本来说，宜古今兼选，不可偏执一端，或偏古失今，或偏今失古，关键是编写教材者选择、取舍得当。“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均为林语堂语)林语堂先生还说，文言与白话的谁现代与谁保守，关键不在于“之乎”或“了吗”，而在于文中是今语还是陈言。如文中是今语，即使借了 “之乎者也”穿插，也不碍事，不伤大雅;如果文中是陈言，即使借了“吗呢吧”来穿插，也还是鬼话。其原因就在于，一真切、一浮泛。所以，林语堂说我宁可写 “白话的文言”(明白晓畅、雅俗共赏、简洁素朴的文言)，不写“文言的白话”(貌似白话，口语，却罗嗦、繁冗，让人不明不白)。

我们再想想，司马迁《史记》所体现的精神气度、文化襟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堪称博大、恢弘，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超绝。诗经的质拙、唐诗的雍容、宋词的典丽，都已经成为文化史、文学史的绝唱。我们能够说以上这些是“非现代”、“保守”、“封闭”的吗?

文言诗文，更有对学生精神和语感熏陶感染的作用。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以文言构筑的诗文，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照彻千万年，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精神历程，我们今人再通过“文言”，让学生去“循迹走过”，对学生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 “走过”、不断“历练”，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同样也是语感的形成。作家李霁野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这里的诗词指的是古典诗词，如此量化积累，就是语感的形成，也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这些恐怕是单纯学习白话诗文所不可替代的吧?

另外，如果须循着“学什么，就用什么;不用什么，就摒除什么”的思路，发展下去，进行语文教学，那么，现代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量产品说明书、市场调查报告、手机短信、QQ聊天语等等，放在语文课本中呢?因为它们是今天用得最多的呀!

鲁迅、胡适、郭沫若反对文言，更多是从政治、思想、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的。而他们自身的文言素养，却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成年后，无论怎样大张旗鼓地反对文言，而自身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而如果出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语文教师们”，自身文言根基很浅，却也跟在大师后面，齐声附和“废掉文言”，那么，我们可能“废掉中华文化灯塔”，废掉几代人“文化根基”，同时废掉“白话的根基”。使几代人的“白话”成为“浮萍”!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代大陆文人的文字正在出现“粗鄙化” 趋势，广大青少年的语言也正在“网络语言”、“商业语言”的冲击下，出现“垃圾化”趋势。

学生厌学文言文，是语文教学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我们教文言文时，花的力气很大，却收效甚微。若算一下时间，学生从小学时就接触文言文，到了高中，他们学习文言文的时间并不比外语短，但“能读懂浅显的文言文”这一要求是否达到了呢?显然没有。学生面对一篇哪怕是浅显的文言文，还是一片茫然。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首先，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没有搞清楚。我们的中学生为什么要学习文言文?若说是为了交流吧，假如我们的学生都变成了古人，峨冠博带，一见面就是“之乎者也”一大串，显然是很荒唐的。若说是为了研究古代文献吧，这显然是少数人的责任，从普及的角度来说，这少数人把古代文献翻译成现代文，做成光盘，或直接进入网络，全民即可受用，为什么要让一个高中毕业生具备“能读懂浅显文言文”的能力呢?现在，你若是随便到高中生中做一下民意测验，问你为什么要学习文言文，他保管回答是为了应付考试，如果考试不考文言文的话，他会立马将文言文放弃。所以，在学习文言文的目的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模糊不清，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没有明确的方向。

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学习文言文?我觉得应当把文言文当作一种文化，而不应当仅仅当作一种语言来学，更不应该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文言文是一种文化载体，它把我们国家博大精深的文化，经由我们的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从《尚书》，一直到清代，文言典籍里蕴藏着多么丰富的中国文化!我们让学生接受什么?就是接受这种文化。可我们长期的文言文教学严重走偏了，只停留在字意的层面上，而且通过词语解释和语法特点等的标准化题型的反复操练，把学生刚刚萌发的一点兴趣给磨平了，使文言文像洪水猛兽一样变得那么面目可憎。其实文言文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它里面包含着古人卓越的智慧和博大的思想。我有时不无偏激地想，我们今人和古人相比，我们的智慧和思想是不是越来越变得迟钝了?你看，我们所有发现的智慧和思想，在《论语》中都可以找到。过去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事实上，我们的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的企业家就曾拿我们的《孙子兵法》来管理他的企业;德国现任总理施罗德就对我们的古代文化情有独钟。我们阅读古代典籍，可以了解到孔子、孟子、庄子、晏子、鬼谷子、诸葛亮这样的大智，也可以了解到郑袖、吕后、秦桧、魏忠贤这样的大*，了解到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看到现代生活的影子，为我们了解现代社会提供一面镜子。

其次，学习文言文的过程有些混乱。学生的认知过程应该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的，可我们的文言文教学不符合这条规律，在过程安排上有些混乱。比如说，你能说出《小石潭记》、《岳阳楼记》、《出师表》等放在初中和放在高中有什么区别吗?事实上这几篇经典篇目并不比《石钟山记》、《游褒禅山记》、《与朱元思书》、《醉翁亭记》等浅显，于是就出现了同一篇课文，过去是放在初中的，如《醉翁亭记》，现在又放在高一的情况。上海的二期课改也没有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比如《左忠毅公逸事》，过去上海H版教材是放在高二的，现在新教材放到了高一，你不能说它的根据是从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考虑的。我觉得过去学习文言文可能就是从学生的认知规律考虑的。这点是不是可以值得我们编排文言文教材时借鉴，还望方家考虑。

再次，文言文的学习方式应当改变。我认为，学习文言文，诵读是最重要的手段。我们的读书被做题目所代替，尤其是文言文学习，被标准化的A、B、C、D的题目所代替，这是多么可悲的现象!做这样的题目，只能使本来就不高的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更加弱化。文言文的阅读能力，是靠长期诵读、感悟培养出来的。尤其是那些繁琐、细碎的所谓文言句法训练，不是真心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而是存心捉弄学生，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绞尽脑汁，让他们在那里做着大量的无用功，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这种状况若不尽快改变，害莫大焉!试想一想，一方面现代文在淡化语法，一方面文言文在强化语法，不是与我们的课改精神背道而驰吗?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让学生对语法一无所知，毕竟古文和现代文有着许多不同，我们只需引导他们了解究竟有哪些不同即可，不必在这里做过多的纠缠。关于这一点，吕叔湘先生在《语言的演变》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在这里饶舌。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学生对文言文的诵读呢?我在这里强调两点：一、“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重要的读书方法。我们只要这样实践过，就能够体会到这句话的真理性。二、文以气为主。现在能够留存下来的文言文，是经过了几千年读者眼光的过滤，大浪淘出来的金子，是文质兼美的精品，它们不仅思想内蕴丰富，更是气韵生动。这种气韵，我们只有通过反复诵读才能体会出来，像《孟子》的“浩然正气”，《庄子》的汪洋恣肆，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范仲淹的宠辱皆忘，欧阳修的超然自乐，韩潮柳海，等等，你不通过反复诵读，是难企其妙的。别的不说，每当我咏起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就觉得有一股清泉流溢胸间，那种快意和美感是别的享受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如果能引导学生通过诵读体味到文言文的文美和质美，使他们受到文与质的感染与陶冶，充实其底蕴，丰富其情操，何愁他们不具备宽广深厚的人文情怀?这样，学生面前的文言文还怎会是那样面目可憎而索然无味呢?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浩瀚的文化瑰宝，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对于古代文化要采取“古为今用”的态度。我们学习文言文，就是要掌握方法，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我国古代有许多优秀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写了大量的作品，在各方面有较高的价值，阅读这些作品可以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例如宋代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等诗句至今传诵。古人写作时是非常讲究谋篇布局，章法技巧的。为写作可以说是呕心沥血，贾岛就有“推敲”的典故之说。因此，古人有些篇章不仅可以使我们受到文学熏陶，而且对我们的写作也会有帮助的。因此，我们不但要学习文言文，而且还要学好文言文，才能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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