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仰不愧我自飞

宗璞坐在那间古色古香的客厅里，努力在记忆中搜寻父亲冯友兰留给她的印象时，面部表情不自主地流露出一种怀念，看得出，这是一种温暖的依恋。

“尚未上学，也就是五六岁吧，”宗璞回忆，极像自语，目光淡远。那时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当教授、文学院长。清华大学校长是梅贻琦先生。因为寓所邻近，两家过从甚密，宗璞和弟弟冯钟越以及梅校长的小女便常在一块嬉戏。小弟钟越同梅家小女谈笑甚欢，有意无意冷落了一旁的“小姐姐”。这不高兴被冯友兰看出来，平常不太过问家事的父亲便向宗璞招手：“你来你来！”

宗璞来到父亲面前，父亲问了缘由，说：“我今天教你背一首诗。”诗是白居易的《百炼镜》。冯友兰一边教一边解释：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是说，从别人身上，自己应该学习领悟一些东西。深奥的道理被父亲讲得很浅显很明晰，而同时深深吸引她的，还有父亲那抑扬顿挫的朗诵声，这声音激发了宗璞对古诗词的强烈兴趣。

到上小学，宗璞已养成了一个极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上学离家时，先背书包来到父母床前，把刚刚学会的诗句对着父母再背一遍。以后姐姐如此，兄弟也如此，家中不自觉地就形成了那么一种气氛。

这气氛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影响。宗璞回忆，曾经有一段时间，全家都在北京，逢到开饭，长幼围餐桌而坐，冯友兰先生也从纷繁的工作和思想中走出，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一边有滋有味地品尝着夫人做出的可口饭菜，一边有声有色的讲述着时政文化历史哲学。所以，从餐桌旁孩子们得到的并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营养。宗璞留恋地说：那些内容，那种形式，想想似乎可以称作是“餐桌教育”。

宗璞说，父亲在家里更注重“言传身教”，我们小的时候，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但他在孩子面前并不严厉，譬如对于家中学生的功课，他并不要求谁非要考多少多少分，也不要求开夜车加班加点，他自己从考大学到出国留学每次考试就从未开过夜车；对于家中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冯先生也只看各人兴趣。宗璞上大学时读的是外文专业，为的是替自己的文学创作再打开一个窗口，冯先生同样很尊重她的选择。他并不要求子女一定要干什么，却希望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努力干好。他在家中常讲一个笑话：当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时，有人问他，家中怎么没有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他对子女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事业的执著。宗璞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日军入侵，生活困难，学校的一些师生耐不住清贫，便去跑滇缅公路，从仰光等地贩一些物资到云南，“下海”做生意，情况与现在很有些相似。冯先生在学校在家中多次表示，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仍一心一意致力于他的著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冯先生的子女没有一个再搞哲学，但他们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一种精神也使他们各有所成：除宗璞成为饮誉中国文坛的作家外，先生的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也都是某个领域极为优秀的专家。

冯友兰先生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这首先得力于他夫人任载坤的扶持。冯友兰先生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是假的，随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合适不过。记忆中间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作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糊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活泼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

１９８２年，冯友兰到母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宗璞陪同前往。在机场，８７岁的冯友兰回首家事，曾颇有感慨地作打油诗一首：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年又得儿女孝，扶我云天万里飞。诗中提到的三个女性使冯友兰先生一生脱离了俗务的纠缠。据宗璞及其堂姊冯钟云回忆，冯友兰的“慈母”在“五四”前后是一个十分开明的女性，她把自己的三个子女都送出来读书，结果这兄妹三人都成了闻名全国的人物：冯友兰在哲学界的地位自不必说，弟弟冯景兰则是新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之一。妹妹冯沅君后来被称为“五四”时期的四位女作家之一。冯友兰的“贤妻”任载坤１９１８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该校是当时中国女界的最高学府，可她与冯友兰结婚后，就基本上把精力投入到家务之中。回首往事，宗璞说：这么多年，我觉得父母一直认为生命中有比世俗生活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存在，在父亲，就是他的哲学他的教育事业，在母亲，就是帮助父亲成就他的事业。在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为了能使冯友兰教授一心致学，教授夫人曾在校园里支起油锅，靠炸麻花来补贴家用。１９７７年，任载坤去世，冯先生痛作挽联悼念：“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俱不愧，海阔天空我自飞”。

尔后，到了冯友兰的晚年，与他相依为命的，便是她的女儿宗璞。冯友兰的外甥冯宝兴对我感叹：老年丧偶，特别是老年丧妻，对一个老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打击都是难以承受的，而冯先生却活到９５岁高龄，这除了因为他具有哲学家的旷达外，宗璞及其丈夫蔡仲德先生作为他生活和心理上的依靠是至关重要的。

新时期是冯友兰学术活动的重要时期，他的７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主要撰写工作，都在他的晚年重新开始。为了照顾老人生活，宗璞在７０年代初便搬到了北大父母身边。冯友兰晚年因患白内障耳目失其聪明，但他的思维依然敏捷，饮食也很正常。冯宝兴当时远在东北，他回忆，那时每次到北京看望舅舅，每次宗璞对父亲服侍之精细都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时宗璞亦正值创作盛年，正在写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为了侍奉父亲，她暂停了写作计划。冯宝兴曾写信给宗璞，慨叹她作为冯友兰先生的“守护神”，自己作出了极大的牺牲。１９９０年９５岁的冯友兰在宗璞生日时为她撰写了最后一幅寿联：“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联中的《新编》即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双城》则指宗璞反映抗战前后知识分子颠沛生活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中的第一部。对于这种牺牲，宗璞淡淡地说：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慢慢地，宗璞对老人的照料更成为父女之间心理上的相互依赖。冯先生通晓今古，涉猎广泛，对文史哲诸方面都很有见地。一日，父女俩在餐桌旁相对而坐，话题是中国古典小说《儿女英雄传》。冯先生看着面前以文学为业的女儿，像面对一个朋友，谈自己对《儿女英雄传》的看法：“你看，在中国小说中，《儿女英雄传》的技巧是很新奇的。就说主人公十三妹的出场，这部小说并不像其他作品先开宗明义讲出主人公姓甚名谁，从哪里来。这部小说先让一个无名无姓的神秘女子登场，这就有一种神秘气氛。等到她的活动引出了邓九公，小说就又放下她重新从邓九公开头叙述……”

哲学家冯友兰关于《儿女英雄传》一个多小时的讲解，使作家宗璞听得很专注很有兴致。时不时地，宗璞提出一两个问题，父女二人谈笑风生。回首往事，宗璞声音很低缓：父亲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那么好的交谈者了……

人至晚年，沉心书斋做学问，冯先生与外界的联系少了，自然对一些东西了解得不很及时不很确切。这时候，宗璞作为冯先生沟通外界的“耳目”之一，有意向冯先生透露了一些外面世界的消息。“文革”骤起，天下大乱，宗璞在中国社科院上班，自然会听到种种传闻。一日回家，她告诉父亲：现在外面人说，江青组织批林批孔，矛头其实暗指总理……对宗璞的提醒，一心追随新中国的冯先生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儿，赶忙极严肃地阻止：不敢乱讲？你可不能分裂中央啊！宗璞说：父亲当时是不听“小道消息”的，他只信“大道消息”。过来想一想，以冯先生当时自危的处境，他的这种态度也并不难理解。

到新时期，冯友兰先生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作为一位年过８０的垂垂老者，他的记忆依然清晰。据他最后的博士生回忆，冯先生视力有障碍后，全靠记忆指导学生协助自己编书，需要引用什么资料，他凭记忆让助手去某处查某一部分，然后由助手念给他听，由他决定取舍。一般他所要查找的资料，与他所说出的书籍出处竟然无大出入。对此他自己却说：“我现在好像‘反刍’，把吃过的东西再咀嚼一遍，也增加不了什么材料。所以后面几卷分量不大，每本都写得简短，把要说的话说完就行了，不像有的愈修改愈多。”

但他毕竟上了年纪，身体越来越不灵便了。年过９０之后，虽然他每天仍从９点钟开始工作，但由于行动不便，处理生活费时，后来便坚持上午不喝水，以免上厕所。最后一两年，在宗璞夫妇的陪护下，冯先生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庭与医院之间。１９９０年初，冯友兰躺在病床上，慈祥地望着床前的女儿，低声倾诉：“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先生在此所表述的，大概就是他在以往著述中多次推崇的“明于生死之道”的人生境界。１９９０年７月，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杀青，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在他９５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他默默地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最后安卧在北京医院一个简陋的房间里。鲜花丛中，灵前高悬的一幅对联写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至此，冯先生可算得到了大解脱大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