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中《荆轲刺秦王》，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又经文人提炼加工，使全文笔调淋漓酣畅，情节紧张动人，成为历代传颂的优秀作品。文章有声有色地刻画了一个沉着精细、慷慨豪迈的悲剧英雄形象。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封建士大夫舍身取义的侠士作风。

文章一开头，就写秦在俘虏赵王之后，趁势北上，锐不可当，即刻把作品中人物置身于兵戈铁蹄、战火狼烟的氛围之中。黑云压城，大敌当前，太子丹诚惶诚恐，不知所错，乃请“荆卿”，于是文章就把荆轲放在了充满杀机的严峻考验之中。面对险恶的形势，荆轲则是周密策划，深谋远虑，他针对“秦贪”的特点，对症下药，投其所好，积极准备能使秦王“可亲”的信物，从此，拉开了行刺秦王的序幕。但行刺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上了波折，荆轲考虑行刺的大局，为了使秦王“喜而善见”必欲得“樊将军首”，而这与太子丹的不忍心发生了分歧。况且“仁者之首”更不能不仁不义地强索哽取。面对如此棘手的事情，荆轲抱着“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想法，毅然精明果断地私见樊於期，单刀直入，言词诚恳。先从秦王待将军之残酷，勾起了樊将军对秦王的深仇大恨，使之“仰天太息流涕”以至“痛于骨髓”。当樊将军“切齿拊心”但求报此一仇时，荆轲便把倘得“将军之首”定能替将军报仇，替燕国雪耻的计划详细地告诉了他，使之对行刺成功深信无疑，于是自甘献头。

无疑，荆轲的壮举，除了他自己所言“得约契以报太子”之外，还是一种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行动。正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才可能抱定铤而走险“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的坚定决心。也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才使他在行刺失利时坦然自若，视死如归，赴汤蹈火，无怨无悔。

然而荆轲也并非就是一个铁石心肠之人。易水送别时，他看到“浑身缟素”的送行人，面对风冷水寒的自然环境，触景生情，想到了与知己者生离死别后一去难返，悲凉之情油然而生，那壮别的歌声更是凄切哀惋催人泪下。

同时，荆轲对太子也并非一味地恭谨谦和唯唯诺诺。当他对太子丹“令秦武阳为副”不满意，故要等等一个远方朋友一同去而被太子猜疑为有改变初衷和后悔的念头，进而以“先遣秦武阳”相逼时，荆轲则不畏权贵，怒叱太子。使一个刚柔相济、血肉丰满的刺客形象跃然纸上。

后来进入秦宫，果不出荆轲所料，秦武阳“色变振恐”，气氛顿时为之紧张，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荆轲则是若无其事地“顾笑武阳”，接着又适时得体地娓娓解释，消除了秦国君臣的怀疑。

在秦廷搏击时，荆轲英勇顽强，临危不惧。他“左手把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揕之。”只可惜一刺未中，使秦王“绝袖而走”，行刺失利，秦王“断其左股”。伤残倒地的荆轲还举匕首掷击秦王、破釜沉舟，却不料匕首“中柱”。在手无寸铁，知事不就的情况下，他仍是“不欺其志”。“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使秦王在既斩荆轲后，仍“目眩良久”。

然而，无论荆轲如何周密筹划，舍生忘死，但计划最终还是以悲剧告终，这中间有其复杂的原因。首先，在求取信物、购置匕首就绪后，荆轲却要等待一个朋友与他同去，因为他认为秦武阳不能协助他担此重任。而这一重要的刺前准备，却受到了太子指责。荆轲在太子丹对他缺乏信任、尊重和所待之友未至的境况下为了履行诺言，被迫怒而遂发，可以说这时荆轲对行刺的成败是已有预卜了。易水送别中，他引吭高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初看之，他好像是在向送别的友人表明自己赤心肝胆、大义赴难，对太子表示他将会以死相报。可是细细思索，荆轲此行既是旨在“生劫”秦王却为何一去不返呢？我认为这正是荆轲在向太子丹暗示：此去秦廷，因条件尚不完备，行刺难以成功。

其次，行刺秦王的计划从一开始便有些模棱两可，彷徨犹豫，并不是十分坚决。而荆轲正是在劫持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和刺杀秦王使秦“内有大乱”，“君臣相疑”，继而联合诸侯破之，这两种方案举棋未定的背景下进入秦廷，这更是计划破产的致命原因。要生劫身佩长剑、一生戎马生涯的强秦君主，还要面对戒备森严的满堂文武，荆轲的一人一匕首就显得势单力薄了。而更令人生悲的是“生劫”的目的仅仅是挟持秦王订立盟约。可以料想，纵然“生劫”成功，得了“约契”，这对于翻云覆雨的贪暴秦王，又何异于一纸空文？然而正是由于抱有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才使得“图穷匕首见”后的荆轲产生过片刻犹豫，同时就在这一念之差中，铸成了千古遗恨。

综观全文，气氛苍凉、悲壮，情节起伏动人，人物刻画惟妙惟肖，呼之欲出，读后令人拍案称绝，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