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韩愈所受赞扬和攻击,起伏消长,从未停歇。

虽然韩愈常被认为是开宋代新儒学先河的人物,但宋人却并不一味赞颂他。王安石嘲笑韩愈的诗很有名:“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程颐讥讽他道:“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学倒了。” 朱熹在韩愈文章解说和考证方面很下过功夫,著有《昌黎先生集考异》,但对韩愈也颇有微词,如说“退之所原之道,未见探讨服行之效也”,是“无头学问” 。还说韩愈“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对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 明代大儒王阳明说:“退之,文人之雄耳。” 只称许他的文,并不赞佩他的学问道德。

解放后攻击韩愈最有力者当推章士钊(1881-1973)。他的《柳文指要》是一本尊柳抑韩的著作。其第六卷《第韩》,更是集中火力攻击韩愈。

章士钊诋韩,有时代氛围的影响,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产生的背景略有相似之处。郭沫若不满于杜甫崇拜而为李白辩护,章士钊也不满韩愈取得的地位,起而为柳宗元鸣不平。他指出:“韩为千年来文统偶像,道路以目,无敢谁何?中间复出眉山大苏,自进为护身韦陀。为韩辩护,遮掩丑迹。” 章士钊著作中也着力批判韩愈的专制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主导话语。他在《辟韩余论》一节中述说自己的著书本旨和现实意义道:“看到传统思想之惰力,犹未消散以尽,从来轩韩轾柳尊君抑民之复辟意向,恍若蠢蠢思动,遏制新机……解放十六年来,陆续发行之杂志论文,及专题著述,吾略略加以浏览,即发见为韩回护之文不少。窃思吾人于韩,并无先天仇恨,且有关文学上之成就,亦无意加以抹杀,惟吾民国也,彻底革命后人民协商共同创立之民国也。夫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旨在自卫卫国,而不在单独事上……倘不如上意则受诛,如退之言,民亦为上之俎上肉耳,退之直仇民耳,将古来历代相传或成或败之农民革命,以及近代中国源源不绝之工人罢工,吾人应予以何种历史价值也乎?由此看来,退之所谓道,不能不加以严格批判,退之之文与学,亦断不能无差别而滥予接受,此固非为柳子厚与韩退之争一日之短长也已。” 他是不是有感于当时政治上已经火热的个人崇拜而发这样的议论?此仅为猜测,已无可探究了。

章士钊著作的优点之一是能举出实例,证明韩文的不足之处。其中颇有诛心之论,如说韩愈的赠序中大多怀有阴谋,《送李愿归盘谷序》为千古第一恶札,显示其恶劣人品,等等,虽然苛刻,但总算是很扎实的研究成果,是细读柳文并参较韩文发现的问题。我们所愿意看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细致的研究。

对韩愈评价最低的时期是批儒评法时期,自封继承道统的韩愈正好被戴上了儒家的帽子。以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例,三十年代该书初版中对韩愈有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在1973—1976年出版的第三次修改本里(篇幅大为扩充),每论一个作家,总要先论定是儒家还是法家。而韩愈这位“大儒”在书中却只占了一小节,还附属于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法家柳宗元一章(第七章“柳宗元与古文运动”)之末。其评价多为贬低之词,虽然也貌似一分为二地说了几句表扬的话,如:“(韩愈)思想内部,还存在一些非儒家的矛盾,同时在其仕途中,也遭受到一些压制和挫折,所以某些时期,他也能够写出少数较好的作品。” 但总体上持否定态度,又特别从人品上着眼,把韩愈说得趣味恶俗、令人厌恶,如:“韩愈不但爱官如命,也爱钱如命……。不但自己爱官爱钱,对他的两个儿子,他也大力灌输富贵功名和读书做官的腐朽思想。”

直到现在,褒韩贬韩的争论还在继续。例如,南京大学出版的思想家评传丛书的《韩愈评传》 ,就出现了几位著者在韩愈评价上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最后贬韩的一方占了上风。稿件被删改了的一方又将自己的原稿出版,并在后记中大发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