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是古代寓言中的名篇。对这则寓言的寓意，今天许多人认为它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理想，赞美了为追求理想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这种解读显然并非著者原意，而是后人的一种创造性阅读。

要明了这则寓言的原始寓意，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列子》其书的真伪问题，因为这将决定对它作怎样的解读。古《列子》一书早已亡佚，今本《列子》是由东晋张湛整理作注后才流传于世的。但自唐代以来。此书的真实性一直受到学者的质疑。直到今天。学界对此仍未达成共识。这也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这部著作的理解。

任何一部作品都沉积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也都会打上时代的印记，因此，解读作品恐怕是离不开作者本人的思想见解及时代思潮的。故而。我们不妨放下今本《列子》真伪问题的纷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玄学发展后期一位重要的玄学家，张湛为什么选择了《列子》这样一本书来为之作注?若此书为真。那么张湛注书恐怕是因为看到了这本书与玄学之间的某种相通或暗合，此举便是一种“六经注我”式的策略——借注经来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这样，此书虽非晋人所作，却因他们的使用而化为表达魏晋玄学思想的材料，对它的解读也就无法脱离魏晋玄学背景；若此书为伪，那么魏晋学人撰写此书的目的当然是以此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这样，对它的解读就更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思潮。所以，在尚未发现确凿的证据之前，此书无论真伪，我们都应从玄学的角度把握它的主旨。

对于《列子》的主旨，注者张湛这样评价：“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梦化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这种评价的确抓住了《列子》的要旨。

《汤问》篇由多个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组成。此篇首先讲了一个殷汤与夏革探讨世界本原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理解《汤问》篇(当然也包括其中的《愚公移山》)的一把钥匙。夏革首先承认人的智力有限，而世界却是无限的：“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然后又说到大小的相对性：“大小相含，无穷极也”——海上的仙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大得本已令人惊异，但巨鳌却可以驼负着它。巨鳌之巨超乎想象，而龙伯国的大人又可“一钓而连六鳌”，龙伯国的大人又会有多大呢?这是以大小的相对性来说明日常知识中的“标准”的相对性。这个故事意在通过描述世界的无限性来提醒人们不要过于依赖自己的经验理性，以消除心智和感官对于至道之知的阻碍。而整个《汤问》篇主旨就是讲感官体验的有限性及至道与常识之间的鸿沟。

带着这把钥匙再来解读《愚公移山》，就会发现这则寓言也是在告诫人们不能用日常的感官体验去探寻至道：移山之举与其说是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壮举，一种现实利害的考量，不如说是一种求道的经历。一种超现实的精神追求。作者极写移山之难超乎想象：山体高峻，“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人单力薄，愚公“年且九十”，另外只有“子孙荷担者三夫”和一个“始龀”的孩子，加在一起不过五人；工具简陋，“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路途遥远，土石要“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因此，“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要以如此微薄之力搬走这样的庞然大物，在一般人眼中、以日常经验来看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愚公的妻子就表示怀疑：“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智叟以日常的认知方式看待此事，当然也不能理解：“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的回答看上去言之有理：“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但按常理是难以成立的，因为那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血缘不能中断，“子子孙孙无穷匮”；其次，要求子孙后代都能继承愚公遗志，不改移山之心。而这两个条件以常识来看都是不太可能的。出人意料的是，愚公最后成功了。他的成功是对日常之知的否定，也必然引起人们对何者为“智”、何者为“愚”的思考。

“愚公”和“智叟”的名字是颇令人玩味的。在一般人看来，“智”是求之不得的：但在道家学者看来，“智”不是今天所谓的聪明、智力，不是指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而是一种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生出的机巧之心。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人们据此不仅不能把握大道，恰恰相反，它与大道的要求背道而驰。正是由于“智”的出现，破坏了人心真朴的自然状态，才出现了智巧诈伪。所以老子要“绝圣弃智”，“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通过对智巧诈伪的反思和否定，老子提出了尚“愚”思想：“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淡兮，其若海，望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与众人的“智”相比，“愚人之心”显得极为独特、超脱和纯真。在老子心中，“愚”是最可珍贵的人类质朴的自然之心，“愚”的境界即是“道”的境界，也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可以使人们超越日常之知，摆脱日常的认识方式。把握大道。所以只有“愚人”才能体悟至道。而愚公就是这样一位“愚人”。因此，与其说愚公身上体现的是一种不畏艰难、永不放弃的恒心与毅力。不如说是一种一根筋到底的行为方式，因为前者还隐含着对形势的估量和权衡，一种“智”；而后者则“昏昏”“闷闷”“独顽且鄙”。显得暗昧浑朴。更符合忘智凝神、寂然玄照的体道方式的要求。作者用这两个名字，不仅暗含了老子的尚愚思想，更传达了自己对体道方式的思考。

有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道家崇尚自然，既然愚公是道家思想的体现者，那他的移山之举不是太不“自然”了吗?一个顺任自然的人怎么能如此不安于现状、违拗自然呢?岂非自相矛盾?

这种疑问的产生恐怕还是由于没有考虑这则寓言的语境。《愚公移山》是一则哲理寓言，如果把它放在《列子》的语境中，对它的解读应着眼于形而上的层面。我们不能把“移山”当做一个具体的现实行为，如果这样的话，就必然会思考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如移山的必要性、移山的可能性、移山的代价、坚忍不拔的毅力、永不放弃的精神等等，甚至得出移山不如搬家、移山是破坏生态环境等自由化解读。这种思维方式是属于智叟的。对以上这些，愚公是不会想的(如果总是把现实利害萦绕于心，也就不是愚公了)。愚公有一颗暗昧浑朴之心，移山不是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存环境(如果不考虑这则寓言在《列子》中的语境，这一点可能有些人难以接受。因为原文中有“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指通豫南，达于汉阴”诸语)，而是一种凭借——借移山来体悟大道，就像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一样，最重要的并不是最后能否取到经卷，而是在艰苦的取经途中所获得的对佛理的体悟。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砺，即便最后未取得那一本本佛经，佛其实已在心中了。

在张湛看来，“俗谓之智”是人通过感官及经验获取知识的能力。这种感官体验之“智”是无法企及至道的。而“俗谓之愚”则是“忘智”“忘情”的一种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这才是体道的正确方式。愚公名为“愚”，却用他那种违背常识的方式获得了至道，智叟名为“智”，却是“俗谓之智者，未必非愚也”，他的“聪明”恰恰是求道的大碍，他的真理(日常之知)与至道之间存在着鸿沟，甚至到了相悖的程度。作者正是通过这则寓言故事，在“愚”与“智”的对比中反思了人们日常所使用的认知方式。

至于《汤问》篇中的其他故事，像夸父追日、终北国的故事、两小儿辩曰、詹何垂钓、扁鹊换心、师文学琴、韩娥悲歌、伯牙子期之交、偃师造木人、飞卫纪昌之射、造父学御、来丹借剑报仇、切玉剑、火浣布等，无一不是违背常识，看似不可能的，但它们证明了至道远远超出日常的认知能力，说明了不能用日常的标准去衡量“道”。

之所以不能用日常的认知方式去认识“道”，是因为这种认知方式是需要动用心智的，而“用心智赖耳目以视听”，耳目的认识功能依赖其形质才能发挥作用，因而是“有待”的，亦即有限的、相对的：而“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于目”，“气者，任其自然而不资外用也”，所以只有不依赖于形质的“神”和“气”才能摆脱局限性和相对性，去把握无限的“道”。

同其他寓言一样，《愚公移山》也具有暗示性和朦胧性，其强烈的象征意味会引出不同的特定意义，因此，对它的解读也应是多元的。把它置于某一特定的语境中，自会得出某一特定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与今人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会如此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