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本文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第二段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写郊游的所见所感。“欲出不得”的压抑并没有打消作者出游的念头，反而激发了他出游的热情。等待“天稍和”，作者就偕同“数友”，如脱笼之鸟，飞出城门，来到郊外。但见长堤高柳，大地回春，空旷辽远，一派生机。作者写景，主要写了水光山色，柳条麦田，以及游人的欢欣，鱼鸟的“悠然自得”。其中写水写山的部分是重点。作者先用白描的手法刻画，“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绘出初春水光；“娟然如拭，鲜妍明媚”画出春山之态。然后，分别用两个长句作喻，水如新开之镜，山如髻鬟始梳，新奇而生动。写柳条突出其“将舒未舒”的姿态，写麦田说其“浅鬣寸许”，都是典型的早春景致。写人虽寥寥数语，却颇为传神。“泉而茗者，而歌者，红装而蹇者”，将品茶、饮酒、骑驴观赏诸画面合为一组镜头，虽曰“未盛”，已是热闹非凡。更有晒太阳的鸟，吸水戏浪的鱼，它们的快乐不亚于游人，仿佛羽毛鳞鳍之间“皆有喜气”。最后作者总括一句：“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这一句回应首段，是对自己冒寒出游的肯定，并对“城居者”困坐京城不知大好春光表示惋惜。

文章最后一段以议论作结，再次表明作者寄情山水的兴趣。“不能以游堕事”，这是对那些热中仕途功名的官僚而言的。至于作者本人，本无意于在政治上进取。何况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官，当然可以“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惟此官也”，既是自嘲，也是自傲。“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记？”这完全是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口吻。但所不同的是，柳宗元果然一游再游，写出了《永州八记》；袁宏道也许再没有重游满井，因为第二年八月，他就告假回乡，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以后虽又出仕，终非所愿，年仅四十二岁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