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珠海撞人惨案是一场精神上的矿难
近来，我们见证了很多与矿难有关的悲惨故事，一条条原本鲜活的生命在漆黑的矿井中消逝，黯淡了一切光彩。我们知道，那些发生在地底的悲剧，多半是因为渗水、塌方等物理原因所致。然而环顾我们的街头，又有多少随时可能发生的悲剧？它们虽然发生在地面之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视之为“矿难”———精神上的矿难。
11月5日下午，广州珠海的一名司机因工作生活不顺，驾驶一辆泥头车，在城东中学附近故意撞向路边放学的学生和过往群众，当场造成24人伤亡。（11月7日《广州日报》）类似悲剧几年前北京也发生过一例。一位生活失意的农民工劫了一辆出租车，在王府井大街上横冲直撞，同样造成多人死伤。
显然，和物理上的矿难相比，由手持利刃或者踩足油门走上极端道路的人所制造的一起起悲剧，正是一次次“精神上的矿难”。因为制造悲剧者的精神崩溃了，于是其他人也跟着遭殃。
尽管物质上的矿难常以数以百计的死亡数目骇人听闻，然而事实上，只要条件允许，这种“精神上的矿难”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将更恐怖，因为这种“零星的杀戮”无异于疯狂的个体针对社会的“恐怖袭击”。
比较两种“矿难”，不难发现：前一种通常发生在地下，地点相对固定，而后一种则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前一种受难的是正在作业的矿工，后一种则可能是任何一个家庭，因为任何场合你都有可能遇到一个精神崩溃的人，并且深受其害；前一种属于生产事故，后一种则属于“生活事故”，生产可以停止，但是有生命的地方就会有生活。
表面上看，这种袭击不需要任何信念的支援，有的甚至不需要计划，只为一时复仇或者报复社会宣泄心中的不满。而在潜意识里，那些以“弱者”自居的报复者终于找到一种做命运的主人、可以操纵他人（想象中的社会的替身）命运的报复的快感，即使那只是一瞬间。不知道悔悟的人，或许还会为自己终于扼住他人命运的咽喉而沾沾自喜。
人之所以绝望显然更多是来自日积月累的挫折。具体到珠海这一恶性事件，骆某之绝望即是证明：一段破碎的婚姻、穷困潦倒的生活、不如意的工作以及积压在心头的种种愤懑，一旦遇到一点不可抗拒的不顺心，这种不顺心便有可能成为压垮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一点，似乎谁也没有料到。
如果因此而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不设防的社会，显然有悖事实。但就居住情况来说，抬头看看老旧的居民楼，几家几户的阳台和窗子没有镶上铁栅栏？为了防止小偷，人们把家修得像监牢一样密实。若是失火，恐怕想跳都跳不出来。而现在的新兴小区，通常也都有保安把守。保安们身穿制服，对出入其境者问东问西，你也不能说这个社会没有设防。然而精神上呢？当人们越来越醉心于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守卫时，是否更应该戮力同心为种种“精神上的矿难”设防？回想已经发生的种种此类悲剧，无论是必要的社会救济，心理危机干预，还是对社会公正的坚守与对弱者持之以恒的同情，这一切与其说是让那些潜在的绝望者活在希望之中，不如说是让整个社会活在希望之中。
2、林高官发扬了醉酒社会学
深圳“林高官”涉嫌猥亵女童案仍未落定。林嘉祥是否喝醉了酒，是一个屡次被提及的细节。
事件最初曝光时就有过醉酒因素：那时林嘉祥的名字还没有出现，他被称为“白衣男子”。深圳警方表示：白衣男子饮酒过量……白衣男子喝多了，酒醒后称什么都不记得。最新的消息是，与林嘉祥一起吃饭的女子找到了，报道说，那不是林嘉祥的情妇。事发当晚，林嘉祥喝了8两左右白酒，该女子喝了2两左右，事后警方对林嘉祥抽血测试酒精，被证实为醉酒。抽血可以测出酒精含量，但是不是能够证实醉酒，我不懂。有的人喝一斤不醉，血中酒精有多少；有的人喝二两就倒，血中酒精又有多少？醉酒是一种身体紊乱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至少在中国，这是成立的。
醉酒作为身体紊乱行为，属于生理学；醉酒作为文化，属于社会学。生理学的醉酒，会有结论去说明其对神经反应的速度、准确性会有多大影响，对身体造成多大损害。醉酒后可能发疯，谓之“发酒疯”，这是醉酒生理学与醉酒社会学的中间状态。对醉酒行为采取何种态度，这就是纯粹的醉酒社会学问题了。醉酒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原谅”问题。如果没有醉酒，中国人是否能够理解“原谅”这个词，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一个能够宽恕的民族，独独对醉酒的人有着倾向于原谅的态度，这是一种“酒文化”。喝醉了，很多事情就可以原谅，而且似乎应当原谅。
例如撒酒疯，如果撒出了什么恶劣行为，大家会认为比没有醉酒而造成的恶劣行为稍好一点，因为那是无意识的。林嘉祥掐女孩脖子时，醉没醉酒？法律并不承认人醉了酒就可以少负些责任，但社会心理上，会觉得醉酒发疯至少情节上比神志清醒时要轻一些，所以“白衣男子饮酒过量”，“酒醒后称什么都不记得”，这样的细节会在人们心理上产生反应，使人倾向于用醉人的标准去衡量掐脖子行为。醉人标准，就是比不醉的人低一些的标准。不醉的人不能掐女孩的脖子往厕所里拖，醉了的人也不能这样做，但毕竟是醉了，脑筋不清楚了，乱了，这比清醒状态下要易于理解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反复强调“醉酒”的原因。只要接受这种醉酒社会学，事情就会围绕酒精而不是围绕是非来展开，完全的是非问题被部分地麻醉为喝酒问题。“醉酒误事”，这是一种教训，看看，是误事，事情被耽搁了，搞失误了，这总比“搞破坏”要好得多。你本来应当不掐人脖子，为什么掐了，醉酒了，事情搞错了，也不必深问。本来不该说“你算个屁，敢跟我斗”“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跟你们市长一样高”，但你能跟醉人去计较什么呢，他是说胡话，胡话是不作数的。醉酒的人，差不多是半个人，这可能是确实的。林嘉祥醉酒，做的事被人说成是禽兽之行，这是道德判断，而非法律定性，应属准确。但林嘉祥醉了，也没见他忘记自己的尊贵身份啊。“酒后吐真言”，大概也是醉酒社会学的一个结论吧。很想说，不要把注意力扯到醉不醉酒上面去，醉酒言行要原谅，这样的醉酒社会学应当终结。但是，想到这个社会大概只有醉汉还能吐些真言，我又犹豫了。
3、台媒：将来将如何记载“历史上的今天”
台湾《联合晚报》3日社论指出，十一月三日，“历史上的今天”，将来会如何记载今天这个日子的意义？
大陆海协会长陈云林来台，创下很多纪录。两岸分隔六十年，他是来台访问层级最高的中共官员。“江陈会”的各项协商如果顺利，常规性“三通”及相关航权、金融合作等具体事项可望开放，为两岸互动创立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以此为起点，两岸若能对“和平共荣，对等尊严”确立共识，阔步迈向此一大方向，则“江陈会”的确会成为两岸关系的里程碑。社论指出，不过，因为陈云林来台，台湾内部及朝野关系也出现若干空前现象。“国旗”“能见度”和“总统”称谓，受到高度关注，甚至成为紧张话题。在野党扬言的蛋洗、围城、“如影随形”等“迎宾”手段，前所未有。也因此，政府为维持秩序和访客安全，用上了机场净空、广设拒马、万人警力维安等阵仗，堪称新纪录，也被某些人讥为太超过。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请‘全国’人民记住这个日子”。十一月三日，是民进党所指控的“未来台湾还有主权空间吗？”的关键点日子，还是台湾将走向更确定的经济荣景和政治和平的里程碑？不只是“江陈会”的参与官员在写答案，台湾的社会氛围也正为此“历史上的今天”着上底色。
社论说，以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看，今天的股市开红盘，物价称平稳，柴米油盐诸事照样进行，政论节目照样嘈杂。政治上虽有“风雨欲来”的气氛，但社会的多元意见和民生步调稳定坚实。换句话说，执政党没有孤注一掷、反民意而行的余地，反对党也不得不主张“和平理性”。台湾要对内部的民主成熟度有信心，何必担心失去“主权空间”？又为什么不能勇敢迎向更积极的经济机会？
社论认为，为十一月三日“历史上的今天”书写定义的，不只是两岸高层。台湾的朝野双方在今天有一共同任务：用不卑不亢的态度接待对岸来客，这样的不卑不亢要建立在对台湾人民的自信心上面。民进党要实践“和平理性”和“不反对事务性协商”的承诺，国民党捍卫两千三百万人民权益的责任更不在话下。以此为基础，“江陈会”才能推进和平共荣的两岸关系，写下今天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