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汉语教学的积淀：泛语文教学
汉语文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单从可供考证的殷商甲骨文算起，就已有3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它以独具的交际功用、文化意蕴及审美情趣跨越时空，成为维系华夏各民族的重要交际工具和精神纽带。在漫长的语文教育发展历程中，我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语文教育经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汇集成源远流长的语文教育思想长河，从中可以反照出汉民族文化发展流变的历史图景，辉映出中华民族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史”的眼光关照传统语文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勾勒其内在逻辑演化轨迹，透视其逻辑体系与思想架构，这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传统语文教育思想，借鉴其历史经验，探索现代语文教育的民族化之路，具有重要价值。
1、综合性、整体性与实践性三位一体，是古代语文教育思想的总体特征。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不是分科教学，而是融识字教育与文史哲经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教育，体现了教育内容上的综合性，这是由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在我国文化思想艺术史上，几乎没有纯粹和独立的哲学、经学、文学与史学著作，它们是充分交融于一体的至大至精的文化综合体。正因为如此，《诗经》本为文学，而又被称为经学。《左传》本为史学著作，却也陈列于文学和经学之中。史学巨著《史记》，则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古代语文教育的内容融会贯通、博大精深，形成了文质兼美的选文标准。
整体性，是指古代语文教育较少进行机械琐碎的分解式讲授和训练，而更多地从整体着眼进行诵读训练和写作指导，强调语文能力的整体性发展。在教育过程中，除较短的识字造句阶段外，读，着重诵读整篇文章和整体的著述，从完整的作品中反复体味、涵泳、咀嚼文章思路的流转和细微情感的变化；写，除对对子以外，着重进行整篇的习作和谋篇布局的训练。古代私塾里的先生授课先让学生读书，由初读而熟读，再由熟读而成诵，这就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读书方法。这种方法体现了整体性语文教学思想。它可以激活思维，引起联想，增强语感，陶冶性情。故朱子提倡熟读精思，要求读时“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思时“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这种重视语感积累的诵读方法，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实践性，是指传统语文教育的训练方法是通过读写的实际操作使学生获得读写能力。语文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体悟和实践的过程。语文教学主要是知识传授部分。要真正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得到提高，还必须靠学生自身的学习和实践。清代龙启瑞曾制定过一份古代儿童课程表，其中有“隔日写诗，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论诗赋”，从中可见私塾写作教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训练的大密度、高频率，强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正是由于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历来坚持实践性原则，才造就了大量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文思泉涌的文学神童和文章奇才。像三国时七步成诗的曹植，南朝时倚马可待的袁虎，唐朝四杰中的骆宾王、王勃等，均是得益于这一优秀的语文教育传统。
充分利用汉语文的特点进行语文教学是古代语文教育一贯坚持的本体论教学思想 。我国古代的典籍著述基本上是以文言为语言载体。因此，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则基本上是以文言文这一书面语为基本内容的。本体论、实践论、审美论是古代语言观的重要特征，它强调汉语文言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修养、社会教化与审美陶冶功能，体现了汉语文言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精神。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深深植根于汉语文的本体论特征，探索出了一套富有民族特色并在教学实践中卓有成效的教学思想及教学方法。
2、古代语文教育是非专业化的。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
二、当代语文教材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实施“泛语文教育”。语文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导致了对“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的语文，生发了不少歧义。如“语言文字说”“语言文学说”“语言文化说”“语言文章说”“口头语＋书面语说”“言语说”“言语生命动力学说”等，纷纷攘攘，可谓百家争鸣。但上述论争中均提到“语言”或“言语”一词。语言是什么？它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就本身的机制来说，是社会约定俗称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言语指人们的语言实践，文书写作或语言。一句话，语言是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传承的。语文教材所选文章，既是古今书面语言的缩影，自然离不开具有超越时空和广泛适应性以及强大凝聚力的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而由历史演化而来的传统在思想、道德、风俗、心态、文学、文化、艺术等整个文化范畴影响着中华文明。我们不妨上溯的先秦诸子学说，已有儒、墨、道、名、阴阳、法、纵横、杂、农、小说诸家。这些哲思精神，犹如无数喷涌而出的清泉，汇聚成了悠远宏大的中国文化源头。骈文、辞赋、碑志、序跋、札记、奏议、词曲等等璀璨夺目的文体形式更是浩若烟海。流传千古文章的既有曹操、李煜等一国之主，更有李斯、诸葛亮、王安石、刘基等政绩显赫的宰相，还有杜甫、贾岛、柳永、蒲松龄等羁旅潦落的文人。传统文化内容何其广泛？思想何其博大精深？
现行语文教材在编写时，体现了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尊重多样文化，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引导其掌握语文的学习方法。同时，教材的体例和呈现方式灵活多样，且具有开放性和弹性。《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教科书、教学挂图、工具书、其他图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告会、演讲会、辩论会、研讨会、戏剧表演、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布告栏、报廊、各种标牌广告，等等。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