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生于鲁国。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后来逐渐衰落而迁到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年少时作过许多卑贱的工作：“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语）。据孔子自述，他十五岁时就以学为志，学习的内容自然非常广泛，但首先不能离开先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到三十岁时，所学已颇有成就。据《史记》载，齐景公当时来到鲁国，曾特别向孔子请教政事。五十岁左右，孔子逐渐受到当政者的重视，担任要职，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直到以大司寇行摄相事。

其间，为人称道的政绩有，堕鲁权臣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城邑，诛鲁国乱政大夫少正卯。后来，因不满于鲁君接受齐人馈赠的女乐而愤然出走，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飘泊生涯。孔子周游列国，始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地方，非但未受到各诸侯国当权者的欢迎，且时常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威胁，畏于匡、困于陈蔡，形容狼狈。年近七十，在失望中返回鲁国，没过几年，就带着遗憾死去了。

从现在流传下来的一些画像上看来，孔子始终是一幅温文尔雅、一团和气的样子，这里自然有许多理想化的儒家至圣先师的成分，至于真实情况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孔子应该有其威武的一面。他的学生颜回称其“威而不猛”，且孔子身材魁伟，当时被称为“长人”。关于孔子的形象，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大致如此。从《论语》和《史记》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知道孔子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有这样一些故事，足以展示一个活生生的“圣人”：

孔子之喜:孔子在鲁国以大司寇行摄相事，面露喜色，门人责问:“君子祸至不喜，福至不忧”，孔子称是，对自己的态度如此解释:“我喜而笑，使下人也觉得尊贵，这样不好吗？”

孔子之笑:孔子周游列国，形色匆匆，流落至郑，郑人谓子贡孔子的神色“若丧家之狗”，子贡如实告之，孔子朗然而笑:“说我象丧家之狗，是这样，是这样！”

孔子之哭:孔子强调“哀而不伤”。颜回死，孔子哀哭而至于恸，门人开导，孔子曰：“不为这样的人哀伤而恸哭，又能为谁哀伤而恸哭呢？”

后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圣人“情顺万物而无情”，也许这些故事是这句话的很好的注脚。起码，我们在这里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圣人面对我们普通所经常面临的情感波动时是怎样一种态度，圣人说“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时是怎样一种想法。

孔子对于当时“礼坏乐崩”的时代有深切的感受，他自认为“斯文（即先朝的礼乐典章制度）在我”，所以始终在为恢复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而奋斗，这就是孔子所行之“道”。孔子以自己为“述而不作”－－只是在绍述先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其实并非如此，在绍述的同时，他为旧的礼乐制度找到了内在的情感依据，即“仁”。“仁”首先指示一种情感，即“爱人”，首先从父子、兄弟间的亲情出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由此推己及人，即所谓“忠恕之道”，以此达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孔子对于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实现了仁，也就实现了完满的自我人生。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对后世儒学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在此意义上，儒学尊之为鼻祖。同时，孔子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据《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比较有成就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他招收的学生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教育的内容首先是怎样作一个正当的“人”，教授的方式多是启发式的，鼓励学生谈论自己的观点。上述情况，也许多少能为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提供一些理由吧。 孔子弟子根据孔子的言行编成《论语》一书，是我们今天认识孔子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另外，《史记》中有《孔子世家》，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