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儒、道、释的融合
苏轼在政治上奋发有为、希望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曾经批判过释、道思想;但在他处于逆境时,即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而个人又遭受到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释、道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寄托。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这完全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而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他通过推究人们“乐少悲多”的原因来阐发和推崇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时说:“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他认为如果认识到美恶齐一,无所谓“去取之择”。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而他之所以能“无往而不乐”,“盖游于物之外也”,可见他的乐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确实跟庄子齐生死、齐得丧、等富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他极力调和儒学和佛、老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有其相通之处。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他批评《史记》中所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庄子,实际上“庄子盖助孔子者”。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中,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并且肯定南华长老所认为的佛家虽是出世的,但与入世的儒家实际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他却极力调和,可见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释、道三家熔于一炉。对韩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却批评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佛、老之学。他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待孔、孟甚尊,而拒佛、老甚严。”
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免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苏轼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在逆境中淡泊名利,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
其实不仅仅是苏轼,从历代文学家的身上,从他们刚正不阿清廉正直的人格上,我们可以悟出做人的道理,处事的妙章:“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选自《论苏轼对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合》,有删节)
6.关于苏轼“超然物外”思想的理解,下列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A.苏轼的“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思想,来源于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
B.苏轼认为如果有了美恶齐一,无所谓“去取之择”的认识,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
C.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苏轼人生态度、处世哲学和治乱兴亡上,体现在身处逆境遭受打击时。
D.这种思想在苏轼的《醉自堂记》《超然台记》等作品中都有解释和阐发。
7.对于苏轼“调和儒学和佛、老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苏轼认为“儒释不谋而同”,儒学和佛、老思想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还有相通之处。
B.苏轼认为,道家的“清静无为”之道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是吻合的。
C.苏轼对庄子诋訾孔子之徒的做法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庄子的做法实际上帮助了孔子。
D.苏轼批评韩愈待孔盂甚尊而不能吸收佛、老之学。表明他对韩愈的为人颇有微词。
8.下列表述,不符合文章内容的一项是
A.苏轼在逆境中从释、道思想中找到了精神寄托,表现出了“无往而不乐”的乐天派性格和生活态度。
B.“相反而相为用”“世间即出世间”表明了苏轼是极力想对本不相同的道佛思想进行调和的。
C.儒、道、释的融合,使得苏轼既热爱现实人生而又能做到在逆境中淡泊名利,从容自如。
D.在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方面,苏轼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
参考答案:
6.C(“治乱兴亡”属经世济民之举,此时苏轼是批判释道的)
7.B(A.原文是“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C.苏轼批评的是《史记》中的说法,而非庄子;D.原文说苏轼“对韩愈他是十分尊祟的”,他对韩愈的批评不涉及“为人”)
8.B(苏轼调和的是“儒释”而非“道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