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写的《信客》，实为文化苦旅中的“信客”，是诚信、宽容文化在不诚信、不宽容文化中的一次苦旅。

文中的“信客”肩负的是诚信和宽容的文化，然而，这种文化的提升和生存之路却是那样的艰难。余秋雨在《信客》中写出了老信客和年轻信客同样的悲剧：老信客和年轻信客都被迫远离信客这一职业，一个是偶然的、唯一的一次失信，导致整个社会对他一生诚信的彻底否定,老信客痛楚无奈地从浸满诚信文化因子的这一职业中悄然退出;而另一个则是因为太诚信而被捕进班房,认识到诚信“这条路越来越凶险,我已经撑持不了”而决然退出。他们殊途同归的根源都在于：整个不诚信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以他们为代表的诚信文化进行诋毁和嘲弄，甚至是迫害（信客因诚信被打耳光、进班房）。

诚信、宽容文化的生存需要诚信、宽容的环境。假如没有这样的生存环境，就会像“老信客”的结局一样，“活人的世界”没有“宽容”，只有与“死人”—“坟地”相依为伴。

年轻的信客尽管是“诚信、宽容”的文化精灵，然而诚信的每一寸，宽容的每一步，都是要付出忍辱负重的代价的。这个奔波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的“另类文化使者”，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诚信、宽容”而感到幸福：他要忍受丧夫之妇咬牙切齿的憎恨、大声呵斥；要忍受“红红的眼圈里射出疑惑的利剑”，这种疑惑和诘问让他“流了一身汗，赔了许多罪”；还要因为在外谋生发财的、因为不忠于自己的妻子而包二奶的同乡的侮辱：挨耳光、进巡捕房。“诚信和宽容”文化的精魂──信客，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艰难地生存的。这实质上是两种相反的文化在碰撞、在冲突，信客就是在这种冲突中最终忍受不住，败下阵来，这正暗示着“诚信、宽容”文化没有顺利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只好隐退于生活之外。最后，信客与老信客两坟相守，也正暗示着，只有“诚信、宽容”与“诚信、宽容”相随，才是诚信文化生长、生存的最佳土壤和环境，这正是余秋雨先生文本中所要诉求的要义。

而更为有趣的是，信客在平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只有当代表“诚信、宽容”的文化信客不干了，辞职了,那些在外的家属们再也找不到“诚信、宽容”的载体时，他们“一时陷入恐慌”，“才想起他的全部好处”，才开始重新尊重这个信客，其实也是认识到“诚信、宽容”的重要性。这有点寓言味道，耐人寻味：拥有的不如失去的珍贵。

然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荒诞可笑的是，在这种整体社会文化不诚信、不宽容的背景下，只有不诚信才能赢得“不诚信者“的感动和尊重。看看那位在都市里打了信客耳光的同乡，因为信客没有说他任何坏话（即没有向他的结发妻子告发他在外包二奶的秘密），也就是没向他的妻子说真话，而让这位同乡“深受感动”，决定办邮所，让信客任职。其实作者在告诉我们“诚信文化”所遭遇的尴尬和不幸，告诉我们这种畸变的、不诚信文化的社会心态的滑稽与荒诞,可笑与可悲。

这篇文章不是单纯在赞信客的“诚信、宽容和善解人意、任劳任怨、忍辱负重”，而是在告诉我们：“诚信、宽容的文化”在一个不诚信、不宽容的社会里，就必须忍辱负重，乃至消隐。因为信客的“没说任何坏话”反而让人感动，这不能说信客永远是“诚信”的，而只能表明，这是“诚信文化”遇到不诚信的社会而发生的一场荒诞剧，是诚信文化在不诚信社会中经历的一次艰难辛酸的、荒诞的“文化苦旅”。

但是，这篇被选入初中语文人教版的散文所具有的丰富深刻的思想教育价值，却被教参和大部分语文教师进行了浅陋化的表述和解读:

仅仅要求学生学习信客的“诚信、宽容和善解人意、任劳任怨、忍辱负重”，而没有让学生认识到建立整个社会诚信文化的重要性，忽略了诚信个体和诚信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