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学界，季羡林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同时，７０多年来季先生还写下约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散文。愈到晚年，他愈像一位身怀绝技的语言魔术师，挥就一管出神入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幅人文风景、自然风景和社会众生相的生动画面。灯下阅读他的散文，笔者总是叹服：季先生就是一株根深叶茂的语言艺术大树，而这株树的幼苗就植根于深厚的民间文化的土壤之中。
季羡林出生在鲁西平原。他说：“我生下来时，全族男孩就我一个，成了‘稀有金属’”。为了传宗接代，光耀门楣，１９１７年，父亲把６岁的他送到济南的叔父家。他在泉城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一呆就是１３年。来到叔父家这年，济南已经开埠１２年，商业繁荣，教育昌明；城池虽说不大，却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江北文化古城。近代以来，济南号称“曲山艺海”，市井文化和民间文化发达。季羡林童年眼里的济南市井，是个热闹的所在。他在升官街推铁环，在火神庙看戏，跟着老师游开元寺，看大佛头，偷看“闲书”，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有趣。市井生活里的方言与读过的几十部“闲书”，与他后来的散文写作如影随形，一生相伴。
两年前的２００２年３月，９１岁高龄的季先生写下《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两篇散文。文章生动再现了季先生童年和少年眼中的泉城风物，市井风情，为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南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风俗民情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全文4万3千多字，作品除了一如过去，“感情充沛真挚”，文采斐然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济南方言俚语跳动其间，涉笔成趣。如，花生米就是“长果仁”，手纸又叫“草纸”。人做事莽撞，就是“愣头青”；若缺少应有的反抗精神，不用说，该是“窝囊废”了。在济南方言里，形容个头不高，常用豆腐干，而且不多不少，就用三块。他回忆当时，每年农历九月九前后，正是千佛山重阳节庙会开张的日子。这里遍地是艺人们搭起的席棚，小孩子身无分文，与购票无缘，他写道：“好在我们都是三块豆腐干高的小孩子，混在购票观众中挤进去，也并不难。”季先生自嘲当年人小个矮，这就有了钻席棚、看蹭戏的条件。庙会期间，这群“三块豆腐干”高的小孩子，“钻遍了大大小小的棚”。
山东快书有个小段，好像叫《万百千》，说的是乙跟甲学认字。甲教给乙：“一”字画一横，“二”字画两道。乙心领神会：那“三”字就画三道了？甲说：“对。”于是，自以为功夫学成的乙，便帮人写起信来。凑巧，有位需要帮忙的人，姓万，叫万百千。一管毛笔要画一万一千一百个道道，顿时难倒了乙，万般无奈之中，他想到了拿扫帚当笔用。在季先生这篇回忆里，也有“扫帚”一说。
小学时，季羡林与表妹都爱读“闲书”。他与表妹识字有限，常念别字，如把“飞檐走壁”的“檐”读成“dan”，但这并不影响二人读闲书的兴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是用笤帚扫呢，还是用扫帚扫？’不认识的字少，就是笤帚，多了就用扫帚。”不知季先生的“扫帚说”是否出自上述快书小段。不过，读者若知道有这个小段，一读“扫帚说”，马上心领神会，得其神韵。
其实，在季先生的文章里，穿插方言俗语已非一日。比如，在济南话里，人们打趣人长得瘦时，少用骨瘦如柴的“柴”，多用“申猴酉鸡”的“猴”和“鸡”。１９９１年，他在《老年谈老》中写道：“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回答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结果怎样呢？结果每月超过别人的饭费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干巴鸡”，寥寥三字，人物造像历历如绘，感觉很像老舍先生说的，某人的腿细得像根棍子一样，给人的印象强烈。
巧的是，季羡林先生结识老舍先生也是在济南。当时他还在清华读书。有一年暑假回济南时，济南同学李长之请老舍先生做客，让季羡林作陪。老舍先生时为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已是名作家。他谈吐幽默，毫无架子，给清华学子很深印象，从此两位成为忘年之交。老舍先生与季先生一样爱济南，写下了许多以济南为题材的精彩作品。他笔下的济南，灌注了京派文化，有点“京味”济南的味道。季先生笔下的济南，自然是“鲁味”济南。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汲取了民间丰富的文化养料，建构起各自的方言坐标，却不是抱残守缺的土包子。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很北京”；季先生笔下的济南“很济南”。他们都在欧洲啃过洋面包，却无西崽相，写出的文章，出手就是地道的中文，中文里很少掺和洋文，如同一位老中医开出一副君臣佐使的中药方，里面有甘草，也有黄连；有双花、也有连翘，却没有先锋霉素。“文革”中，季先生运交华盖，不堪回首。后来，形势稍有宽松，他被安排去看守门房，接听电话，收发报纸。眼看生命虚度，他开始偷译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谈起原因，他说：“我自忖已被打倒在地，命运是永世不得翻身。但我又不甘心无所事事，白白浪费人民的小米，想找一件能占住自己的身心而又能旷日持久的工作……”“浪费小米”，与“白吃干饭”同义，但“小米”一旦变成“人民的”，又不愿“白白浪费”，一位九死不改爱国之心的老知识分子形象一下立了起来，一位吃了小米不忘报恩的山东孝子形象立了起来。语言质朴中见奇崛，平实中出味道，自然而有精神。黄色的“小米”变成了黄金。
在小学，季羡林最爱读的闲书是什么呢？是《三国演义》、《济公传》、《水浒传》、《东周列国志》、《金瓶梅》、《说唐》、《封神榜》之类。读得最多的是《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这样的侠义公案小说。若说古小说的艺术性，《红楼梦》无疑是最高的。不过，整日价哭哭啼啼的林黛玉，季羡林不喜欢。还是看“低级”的“闲书”瘾头大。叔父禁止，他便施出障眼法偷着看，道具就是“盖垫”。盖垫是北方人包包子、蒸馒头、晾面条、盖面缸用的编织品，家家都有。济南曲艺界还有个小绕口令：“屋门后边编盖垫，你编半边，我编半边。”季先生在１９８６年回忆说：“我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济南话，季羡林原注）。我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我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直到今天，济南人几乎还是家家有盖垫。
应该说说侠义公案小说了。笔者注意到，近一二十年，季先生在多篇回忆里列出他看过的“闲书”书单。有时列得多些，有时列得少些，其中，一次未落，常列首位的，正是《彭公案》。《彭公案》是继《施公案》、《三侠五义》之后又一部侠义公案小说，作者是福建人，自号贪梦道人，原名杨挹殿。小说２３卷，１００回。艺术质量比《施》、《三》要弱。这类“闲书”，在一些文人、“高人”眼里是不入流的，若按过去文学史的说法，书中“历史局限或阶级局限”，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季羡林不管这些。没有局限的书从来没有过。再者说，读《彭》时，他还是个小学生。根本不懂什么叫艺术质量。他有句大实话：谁都有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写了一辈子文章，最讲究的一个字，是个“真”字。是什么，就写什么，别人怎么说，完全是他们的事。“闲书”虽是“粗粮”，但只要消化系统没大问题，营养不会太少。季羡林的“胃口”从来泼辣，先不说英文、德文、法文、俄文、南斯拉夫文，连印度古代语言梵文、巴利文，还有天书一般的西域吐火罗文，他都能打得进去，走得出来。中国人读中国书，吸收“粗粮”的营养，如果也成问题，倒真是一个问题了。“我在新育小学看的那些‘闲书’，《彭公案》、《济公传》之类，文体用的都是接近白话的。所以我由文言文转向白话文，我不但一点勉强的意思都没有，而且还颇有一点水到渠成的感觉。”９１岁的老人回忆说，“这有什么害处呢？我认为没有。除了我一度想练铁砂掌以外，并没有持刀杀人，劫富济贫，……我还认为有好处。”
在季先生笔下，文字时而在成语与经典之间腾挪，时而在方言与俚语之间跳跃，灵动非常；文辞源自古典，雅致却不穷酸；俗语出自民间，生动俏皮决不油滑；文章天成老辣，毫不倚老卖老。季先生“经营”文字的功力告诉人们，这位终生研究语言的大师，在其高耸云表的大树下面，民族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之根扎得有多深。根深才有树高，根深才有叶茂。
季羡林先生说：“今天的少儿读物图画太多，文字过少，这是过低估量了少儿的吸收能力，不利于他们写文章，不利于他们增强读书能力。”他还说：“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闲书看得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