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设想，中国的原始社会也充斥着大量的神话传说与精怪故事，但进入文明时期，这些传说和故事并没有被成系统地保留下来，没有出现希腊文明中《荷马史诗》那样的神话传奇。个中原因，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分析道：“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具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失。”
不仅如此，孔子等儒者还有意识地对神话进行历史化改造，把神话加以理性的诠释，使神话变成了历史。先秦几部重要典籍都经过孔子的删减，所保留的“怪力乱神”的内容很少，因此中国文献中出现得最早的一批狐狸是没有妖精气的。
《诗经》中多处出现过狐狸的身影，这是中国文字对狐狸的最早记载：
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
为公子裘。
——《豳风·七月》
终南何有？
有条有梅。
君子至止，
锦衣狐裘。
颜如渥丹，
其君也哉！
——《秦风·终南》
有狐绥绥，
在彼淇梁。
心之忧之，
之子无裳。
——《卫风·有狐》
南山崔崔，
雄狐绥绥。
鲁道有荡，
齐子由归。
既曰归上，
曷又怀止。
——《齐风·南山》
从《诗经》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以下两层含义：一、在那个时代，狐狸皮已成为毛皮制品的原材料。从“为公子裘”、“锦衣狐裘”这些句子看，狐皮制成的衣裘显然是种珍贵的东西。二、狐狸在人们的生活中较为常见，因此以为诗谣的起兴。“绥绥”是描摹狐狸行走的样子，表现了古人对这种小动物的细致观察。《有狐》表达对行役之人的关心，“有狐绥绥，在彼淇梁”起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诗序》解此诗，认为暗刺国有饥荒，男女失时，实在有些牵强附会。《南山》出现了“雄狐”这样的概念，前人的解释也就比较丰富，《诗序》：“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齐襄公与妹私通，《春秋》和《史记》都有记载，当为信史。但《诗序》也只是认为，诗中的“雄狐”，不过是暗示人有“鸟兽之行”，而并未断定雄狐就是淫乱之兽。就如雎鸠出现在《关雎》中，我们却并不能就此认定那时的人将这种鸟视为爱情鸟。
因此，《诗经》中的狐狸，就是狐狸，就是一种动物，没有邪气也没有妖气。诗三百，可真是“思无邪啊”！
其他的先秦典籍，也有些关于狐狸的片言只语：
狐裘厐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之。
——《左传·僖公五年》
狐裘，黄衣以裼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
——《礼记·玉藻》
景公赐晏子狐白之芘，其赀千金，使梁丘据致之，晏子辞而不受。
——《晏子春秋·外篇》
这些记录，无非说明了狐狸的皮毛在当时的物质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非常的现实主义。当然，既然要取狐狸的皮毛以制衣裘，就免不了要猎狐，在与狐狸打交道的过程中，古人对它们的习性也有所了解。
首先，狐狸被认为是一种多疑的动物。《国语·吴语》记：“狐埋之而狐搰之。”这就是成语“狐埋狐搰”的出处，说的是狐狸生性多疑，刚埋好一样东西，就挖出来看，终不能埋成。因此，在屈原的《离骚》中就已出现“狐疑”一词。狐性多疑是种生物性的表现，但也说明它是种智商较高的动物。
其次，即所谓“狐死首丘”，意思就是说狐狸不管在什么地方死去，它的头一定是对着它窟穴的方向。如屈原《九章·哀郢》云：“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礼记·檀弓》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狐死正首丘，仁也。”古人以为狐死首丘表现了狐狸对故土的眷恋，是“仁”的表现。对狐狸的这种认识一直从先秦流传下去，到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还写了一篇《狐死正首丘赋》大发感慨。“狐死首丘”的现象被没有生物学的证明，只说明古人善于用动物偶然的行为进行道德说教。类似的现象还有羊羔吮母奶时，前腿以膝跪地，也被古人解释为不忘母恩。
以上的认识，虽然有一些穿凿附会，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是将狐狸当作一种动物来认识的。
在中国的文字记录中，第一个具有了人性的狐狸是《战国策》“狐假虎威”故事中的那个动物骗子：
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一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观百兽之视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荆宣王大约不是个聪明的国王，缺乏必要的理解能力，大臣江一只好对他进行卡通式的教育，说明北方敌人表面上害怕昭奚恤，实则畏惧宣王的百万兵甲。在这则寓言中，狐狸并没有成精变人，而是直接具有了人的特点，能言会道，诡计多端。这种拟人化的文学表现形式，是童话或寓言中常见的现象。《战国策》这则寓言，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随手拈来的故事，实则也大有深意。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大词典》前言中说：“最早的一批神话，实在便是一批动物、植物故事，尤其是描写禽言兽语的动物故事是神话的核心。先秦诸子书中有些寓言是以动物故事为主的，如‘狐假虎威’、‘鹬蚌相争’、‘坎井之蛙’、‘涸泽之鲋’等，说不定便是古代神话的转化，但已经难于实指。”但狐假虎威这个寓言在中国狐狸故事中几乎是个孤例，其拟人化的狐狸形象在以后没有任何发展，后来出现的狐狸精也与它没什么联系，倒是西方同时代的寓言中可以找到很多同类项。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伊索寓言》，绝大部分都是动物寓言，狐狸在这些故事中经常出任主角，如人们非常熟悉的“狐狸和葡萄”、“乌鸦与狐狸”等，今本《伊索寓言》中的狐狸故事有40则之多。
以狐狸为主角的拟人化动物故事在伊索时代之后广泛地流传于欧洲，各种各样的狐狸故事在中世纪交织成了著名的《列那狐传奇》。故事主角列那是只美丽的红毛雄狐，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生活在一个叫马贝渡的城堡里。这家伙俨然是动物世界的007，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几乎与所有的动物为敌，而且特别喜欢作弄比他强大的狼和熊。动物们忍无可忍，都到狮子国王那里告他的状。狮王先后派狗熊勃仑、雄猫梯培去召它，被他作弄得奄奄一息。后来到了王宫，他又巧舌如簧，说东道西，在绞刑架下还面不改色心不跳，说有宝藏要献给狮王。狮王的贪欲很快被勾了起来，派兔子兰姆和山羊倍令跟他去取宝藏。结果兔子成了列那的中餐，兔头被装在一个袋子里要山羊当作宝藏献给狮王。骗局穿帮后，狮王大怒，带领动物部队攻打马贝渡城堡。相持了几天，狮王一朝君臣居然全被列那捆绑在地。大智者列那这时却并不动粗，而是乘机诬陷山羊倍令，说他私吞了宝藏，害死了兔子兰姆。当了俘虏的狮王信了，对列那产生强烈的好感，两人言归于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列那作为的大臣和狮王回到了王宫，受到热烈欢迎。随即狮王患了重病，就在名医束手无策准备溜之大吉的时候，列那却挺身而出为他治病。治病的时候仍不忘害一害其他动物，一会儿雄鹿的角烧成灰，一会儿要野猪的牙齿研成粉。狮王的重病在列那的调理下居然治愈了，狮王大喜，视列那为救命恩人，要授他大元帅之职。但自由惯了的列那拒绝了狮王的好意，回到自己的家乡马贝渡。这个故事在西欧各国传播甚广，12--13世纪法国有很多民间诗人用它写诗，保留下来的有27组诗，共3万多行。《列那狐传奇》被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称为无以伦比的动物史诗，而狐狸列那在中世纪的欧洲也成了狡猾的代名词。《列那狐传奇》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法国有好几个诗人为它写续篇，德国、英国、弗兰德斯、意大利都有译本或模仿作品，后来，大文学家歌德根据这则故事写成叙事诗《列那狐》。
狐狸的形象还在后世欧洲著名作家如格林兄弟、拉封丹、克雷洛夫的笔下时隐时现,如《格林童话》的“狐狸与马”、“狐狸和干妈”、“狼和狐狸”，《拉•封丹寓言》的“狐狸与山羊”、“狐狸、猴子与群兽”，《克雷洛夫寓言》的“狼和狐狸”、“狐狸建筑师”、“狮子、羚羊和狐狸”等。这些动物故事中的狐狸，大多具有伊索时代的秉性，狡猾多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公元前5－6世纪的希腊，到18－19世纪的欧洲各国，狐狸的形象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拉•封丹和克雷洛夫笔下的一些狐狸形象，甚至直接取材与《伊索寓言》，如著名的“狐狸与乌鸦”、“狐狸与葡萄”等。然而，欧洲的狐狸无论如何能言善辩、神通广大，却始终沿着拟人化的线路发展，流转了两三千年，也没有成精变人。
狐狸精出现之前，中国文字记录里还出现过一批独特而怪异的狐狸形象，这就是《山海经》中的狐狸：
青丘国在其（朝阳之谷）北，有狐，四足九尾。（《海外东经》）
又东三百里，曰耿山。无草木，多水碧，多大蛇。有兽焉，其状如狐而有鱼翼，其名曰朱獳，其鸣自訆，见则其国有恐。（《东经二经》）
又南五百里，曰凫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兽焉，其状如狐，有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其音如婴儿，是食人。（《东次二经》）
又东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垩。其木多枸，多橡章。其草多嘉荣、少辛。有兽焉，其状如狐，而白尾长耳，名(shi)狼，见则国内有兵。（《中次九经》）
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海外西经》）
这批狐狸或狐状物的突出特点就是以狐为原型，嵌合鸟、鱼的特点，组合出一个个变形金刚式的怪物。有学者认为，这些怪物的出现，是《山海经》的作者的有意创作，是用“已知的东西作基础，去想那些不知的东西（《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其实不然，现在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具体作者以渺不可考，但书的内容并不完全是时人的创作，而是记录了许多先古流传下的神话。书中大量的异型动物，很可能反映了原始民思维的特点。这些狐狸怪则怪矣，但只是组合了几件其他动物的器官，并不能变幻成人，甚至也不能变成其他动物，除了“九尾”这一特点在以后的狐狸精故事中有所发挥，其他奇形怪状也无余绪。因此，《山海经》中的狐狸也是没有成精的狐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