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尔与《昆虫记》 (邹华)
花城出版社出版译自法文本的《昆虫记》十卷全译本,为这出“昆虫总动员”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至此,距周作人、鲁迅最初的介绍已近80年了。
在法布尔那个时代,研究动物是蹲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的工作,昆虫学家的研究是把昆虫钉在木盒里,浸在烧酒里,睁大眼睛观察昆虫的触角、上颚、翅膀、足,对这些器官在昆虫的劳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却很少思考;他们给昆虫工人命名,却不知道这个工人生产的是什么。昆虫生命的重要特征──本能与习性等等,登不了昆虫学的大雅之堂。法布尔挑战传统,将自己变成虫人,深入昆虫的生活,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他的这种研究方法遭到了正统势力的责难,他辩驳道:“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昆虫记》卷二)
在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环境中,昆虫们坚忍不拔地为个体与种族的生存而斗争。法布尔也一如他所挚爱的昆虫一样,百折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当法布尔从他的“荒石园”中捧出浓缩他一生研究昆虫的成果──《昆虫记》,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将纷繁复杂的昆虫世界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世界震惊了。
《昆虫记》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但面孔却十分和善,不故作深刻,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枯燥与一本正经,“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昆虫记》卷二)
这也遭到正统派的指责,说他的文字不庄严。法布尔说:“如果说我是为了那些企图有朝一日稍微弄清本能这个问题的学者、哲学家们而写,我也为,我尤其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他们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17世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编者注)的语言中借来的。”(《昆虫记》卷二)更何况那是一个“风格即人”的时代。当布封喊响“风格即人”以后,整个18、19世纪,博物学家大都热衷于将研究成果写成文学性著作。法布尔也不例外,也刻意在文章风格上下功夫,但《昆虫记》没有一般文学作品花里胡哨的俗态。法布尔的风格就如他的人格一样:朴素而真实。
请看法布尔描写宽厚的蝉在七月的一个下午钻了一口水井,却被侵略者抢占的情景:
果然,一大群口干舌燥的家伙在东张西望地转悠着。它们发现了这口井,井边渗出来的汁液把它暴露了。这群家伙一拥而上,开始还有一点儿小心翼翼,只是舔舔渗出来的汁液。我看到匆忙赶到甜蜜的井口边的,有胡蜂、苍蝇、球螋、泥蜂、蛛蜂、金匠花金龟,最多的是蚂蚁。
那些个子小的为了走近清泉,便钻到蝉的肚子下,蝉宽厚地抬起爪子,让这些不速之客自由通过;那些大一点儿的昆虫,不耐烦地跺着脚,迅速地吸了一口就退开,到旁边的树枝上去兜一圈,然后更加大胆地回来。它们越发贪婪了,刚才还有所收敛,现在已变成了一群乱哄哄的侵略者,一心要把开源引水的凿井人从泉水边赶走。
在这群强盗中,最不罢休的是蚂蚁。我曾看见过它们一点一点儿地乱咬蝉的爪尖,逮着正被它们拉扯的蝉的翅尖儿,爬到蝉背上,挠着蝉的触角。一只大胆的蚂蚁就在我的眼皮下,竟然抓住蝉的吸管,拼命想把它拔出来。
这个巨人给这些小矮子烦得没了耐心,最终放弃了水井。它朝这群拦路抢劫的家伙撒了一泡尿逃走了。(《昆虫记》卷五)
法布尔写《昆虫记》并不局限于仅仅真实地记录下昆虫的生活,而是以人性观照虫性,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人文关怀,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敬畏之情,给这部普普通通的科学著作注入了灵魂,使这部描写微小的昆虫的书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鸿篇巨制。
贫穷和偏见困扰了法布尔的一生,他完全可以利用化学和数学天赋走一条驾轻就熟的捷径,赢得掌声和荣誉,过上梦想中的好日子。他之所以执著而艰难地坚持自己的研究和探索,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那就是求真,即追求真理,探求真相。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昆虫记》,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
法布尔说:“我是圣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亲手触摸耶稣伤口始信其复活。──编者注)难于对付的弟子,在对某个事物说‘是’以前,我要观察、触摸,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我的疑心在如山的铁证下归顺听从为止。”(《昆虫记》卷七)求真,使他把昆虫研究的实证精神发展到极其严谨的地步,必须通过反复的观察和实验来探究昆虫世界的真相;求真,使他如孩童般天真,敢于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实验质疑权威理论。法布尔在研究树莓桩中的壁蜂时发现,他观察到的事实与优胜劣汰的理论相悖,于是,他戳了进化论一针:
如果优胜劣汰这个据说是支配和改造着世界的著名规律言之有据,如果最有天赋的真的把最没有天赋的从世界这个舞台上排除掉,如果未来是属于最强者、最有技巧者;那么壁蜂家庭自从它们在树莓桩里挖洞以来,它们本应该就让那些固执地要从通常的出口出去的弱小者死掉,而全都由善于从侧面凿洞的强有力者来代替的。……可是,强者的子孙并没有使弱者的子孙消失,相反它们仍然是少数。优胜劣汰规律的巨大意义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但是每当我想把这个规律应用于观察到的事实,它却使我空忙一场而得不到任何证据来解释实际的情况。这个规律在理论上是宏伟的,可在事实面前却是装着空气的球。 (《昆虫记》卷二)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19世纪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行其道的世纪,法布尔发出这不合时宜的声音,正是求真的精神给了他勇气。
洋洋洒洒二百万字的《昆虫记》,不仅详尽地记录着法布尔的研究成果,更记载着法布尔痴迷昆虫研究的动因、生平抱负、知识背景、生活状况等等,尤其是《阿尔玛实验室》《返祖现象》《我的学校》《水塘》《数学忆事:牛顿二项式》《数学忆事:我的小桌》《童年的回忆》《难忘的一课》《工业化学》这几章。如果换一种眼光看,不妨把《昆虫记》当作法布尔的自传,一部非常奇特的自传,昆虫只不过是他研究经历的证据,传记的旁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