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中的“我”，很多时候，我们都认同就是孔乙己命运的旁观者，但细细想来，文学作品中的哪一个人物又何尝不是作家的代言人？再观鲁迅的小说《故乡》，“我”除了是一个故乡变化的见证者，当“我”在现实中失去“精神的故乡”后，不也是一个求索者吗？那《孔乙己》中的“我”是否也有作者的某种情感在里面呢？

让我们分析一下文中的有关内容：围绕着“笑”，文中出场了三类人：一是短衣帮、穿长衫的，他们不管地位如何，都在肆无忌惮的嘲笑孔乙己；一类是孩子，“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这是活泼可爱的孩子，这是纯真无邪的笑声。另一类就是小伙计“我”，在别人嘲笑孔乙己的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在孔乙己教“我”茴香豆的四种写法时，“我”暗笑孔“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可见，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类，还没有被社会熏染成短衣帮、穿长衫的一类，也不同于纯真的孩子。

一开始，“我”还是善良、温驯的，十二岁在咸亨酒店当伙计，样子太傻，在外面做事做不了，当着顾客的面羼水又很为难，于是便专管温酒的无聊职务了；但天天在众人的“笑”声中长大，“我”难免也会染上他们的世俗，学会了“附和着”嘲笑，慢慢丧失同情与友善。一旦时机成熟，“我”也会变成嘲笑弱小者的人。短衣帮类、，“我”，孩子组成了一个多么完整的“人才梯队”，“我”终有一天会变成短衣帮类，孩子终有一天会变成“我”。悲哉，一个又一个轮回，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这样的麻木中因循。

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勇敢诚实的小孩让我们坚信世间还有真实在，社会还有希望，因为我们的孩子还在诚实地活着。《孔乙己》却让我们感到了压抑、悲哀和无奈，我们的孩子已在这个病态的社会中变“恶”了。所以，在这样的压抑、黑暗中，难怪鲁迅发出了“我要肩住这黑暗的闸门”的呐喊，发出“救救我们的孩子”的呼唤。

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生，在这样麻木冷漠的群体中，孔乙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孔乙己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作为社会人的“我”、“我们”或直接、或间接，或远、或近地参与制造了孔乙己的悲剧，所以说孔乙己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