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河，中国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水面落差4480米。流域总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公里)。
据地质演变历史的考证，黄河是一条相对年青的河流。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晚早更新世，流域内还只有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各自形成独立的内陆水系。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河流侵蚀、夺袭，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间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到距今10万至1万年间的晚更新世，黄河才逐步演变成为从河源到入海口上下贯通的大河。
由于黄河的洪水挟带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地区后迅速沉积，主流在漫流区游荡，人们开始筑堤防洪，行洪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成为高出两岸的“地上河”，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根据有文字记载，黄河曾经多次改道。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附近，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的迁徙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地区，侵袭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1128年至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摆动都在现行河道以南地区，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东坝头决口后，才改走现行河道，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由于黄河下游河道不断变迁改道，以及海侵、海退的变动影响，黄河下游地区的河道长度及流域面积也在不断变化，这是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突出特点之一。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原始人类生存。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易于垦殖，适于原始农牧业的发展。黄土的特性，利于先民们挖洞聚居。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早在11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也在流域内生息繁衍。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这些古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多、类型全，而且是由远至近延续发展的，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过程。
早在6000多年前，流域内已开始出现农事活动。大约在4000多年前，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强大。后来，黄帝取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华夏族”。后人把黄帝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帝出生地河南省新郑市有黄帝宫，在陕西省黄陵县有黄帝陵，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古称汴梁，春秋时代魏惠王迁都大梁，北宋又在此建都，先后历时约20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锛、铁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柔化技术的时间要比欧洲各国早2000多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也都产生在这里。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二
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历史悠久。中国最早的灌溉工程，首推黄河流域的滮池(在今陕西省咸阳西南)，《诗经》中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记载。
到了战国初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公元前422年，西门豹为邺令，在当时黄河的支流漳河上修筑了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公元前246年，秦在陕西省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4万多顷(合今280万亩)“泽卤之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为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朝对农田水利更为重视，修建六辅渠和白渠，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同时在渭河上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等，关中地区成为全国开发最早的经济区。
为了巩固边陲，从秦、汉开始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在湟水流域及沿黄河的宁蒙河套平原等地，开渠灌田，使大片荒漠变为绿州，赢得了“塞上江南”的赞誉。
为了保证长安、洛阳、开封等京都的供应，黄河中下游的水运开发历史也很悠久。
大禹治水的功绩，也包括治理黄河，大河上下，几乎到处都有大禹的“神工”。春秋战国以后，治河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留存下来大量珍贵的史料。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已普遍修筑堤防。公元前651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提出“无曲防”的禁令，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黄河频繁的决溢改道，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不断堵口、修防。西汉时期，已专设有“河堤使者”、“河堤谒者”等官职，沿河郡县长官都有防守河堤职责，专职防守河堤人员，约数千人，“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河防工程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淇水口(今滑县西南)上下，黄河已成“地上河”，堤身“高四五丈”(约合9~11米)，堤防也很高。《史记·河渠书》中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令“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并亲率臣僚到现场参加堵口，说明黄河堵口已经是相当浩大的工程。史书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治河工程是公元69年“王景治河”，“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里”。“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诏曰：‘……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景虽节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扼制了黄河南侵，恢复了汴渠的漕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北宋建都开封，当时黄河水患严重，宋王朝对治河很重视，设置了权限较大的都水监，专管治河，沿河地方官员都重视河事，并在各州设河堤判官专管河事，朝廷重臣，多参与治河方略的争议。这个时期治河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探讨，加深了对黄河河情、水情的认识，河工技术有很大进步，特别是王安石主持开展机械浚河、引黄、引汴发展淤灌等，在治黄技术上有不少创新。
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黄河决溢灾害加重，朝廷更为重视治河，治河机构逐渐完备。明代治河，以工部为主管，总理河道直接负责，以后总理河道又加上提督军务职衔，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沿河各省巡抚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负有治河职责，逐步加强了下游河务的统一管理。清代河道总督权限更大，直接受命于朝廷。明末清初，治河事业有很大发展，堤防修守及管理维护技术都有长足进步，涌现了以潘季驯、靳辅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效的治河专家。清朝末年及民国期间，战乱不断，国政衰败，治河也陷于停滞状态。近代以李仪祉、张含英为代表的水利专家，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研究全面治理黄河的方略，但受社会经协件制约，始终难有建树。
纵观治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所谓治河实际上只局限于黄河下游，而且主要是被动地防御洪灾。但是，悠久的治河历史，留下了浩繁的文献典籍，为世界上其他河流所罕见，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借鉴。
三
从194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治黄史册展开了新的篇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治黄事业。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第一次离京外出巡视，首先就是视察黄河，作了很多重要指示，并谆谆嘱咐：“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以后又多次听取治黄工作汇报，对治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964年，他已经70多岁高龄，还一再提出要徒步策马，上溯黄河源，进行实地考察，念念不忘治理与开发黄河。周恩来总理更是直接领导治黄工作，从1949年前的“反蒋治黄”斗争到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和三门峡工程建设，以及1958年大洪水的抗洪斗争等等，所有治黄工作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作出的。直到1976年，他已重病在身，还向去医院看望他的中央领导询问三门峡工程改建后的情况，真是为治黄事业鞠躬尽瘁，操尽了心。
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多次亲临黄河视察，听取治黄工作汇报，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为搞好黄河的治理与开发，1950年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黄河水利委员会为流域性机构，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领导，统一领导和管理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并直接管理黄河下游河南、山东两省的河防建设和防汛工作，两省的黄河河务局和沿河地、市、县的河务部门，既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的直属单位，又是各个省、地、市、县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这种条、块结合的独特体制，有利于组织沿河党、政、军、民团结治河，有效地加强了河防管理，对保障黄河防洪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人民治黄事业，开始就注意调查研究，全面了解黄河河情，注重应用科学技术，搞好全面规划，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治黄。早在50年代初期，黄委会和有关部门就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勘测工作和科学考察，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基础资料。1954年初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直接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及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参加，组成黄河规划委员会，聘请苏联专家组，调集国内有关专家，集中力量，着手编制黄河治理开发规划。1954年10月底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审议通过，决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批准了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责成有关部门按时完成治理开发的第一期工程。
与历史上众多的治黄方略相比，“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特点是：(1)这个规划的编制是政府行为，批准后的规划就是指导治黄建设的依据；(2)统筹考虑全流域的治理与开发；(3)突出综合利用的原则；(4)对水和沙都要加以控制和利用。规划明确指出：“我们对于黄河所应采取的方针，就不是把水和泥沙送走，而是要对水和泥沙加以控制，加以利用。”第一，在黄河干流和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拦河坝和水库，拦洪、拦沙、调节水量、发电、灌溉。第二，主要在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展开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既防治了上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也消除了下游水害的根源。规划对干流工程、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持和上中下游的灌溉发展都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修建三门峡大水库拦洪拦沙，尽快解除下游水患的安排。规划的研究和编制，以及治理开发技术措施的拟定，既汲取了前人的治黄经验，又采用了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黄河规划，是治黄事业迈向新时代的一个鲜明标志，对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支持治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治黄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治黄工作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逐步深化了对黄河河情的认识。在治黄进程中，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对黄河治理开发规划和建设安排作了一些重大的调整。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下达了《关于黄河治理开发现划修订任务书》，要求对黄河规划进行一次系统的修订，进一步推进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此后，黄委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流域内各省区相继开展了各项规划研究工作，通过反复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于1996年初完成了《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并于1997年经国家计委和水利部审查上报国务院。这个“规划纲要”，总结了人民治黄的实践经验，利用科学研究新成果，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今后进一步治理开发黄河的方向和重大措施，以及2010年前的治黄建设安排，为治黄事业的发展绘制了一幅新的蓝图。
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和支持治理黄河，重大治黄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时付诸实施，有力地推进了治黄事业的发展。
以往的治河历史，主要是在下游修守堤防，单纯防洪。新中国的治黄工作，比过去有了质的飞跃。一开始就是按照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标本兼治，除害兴利，全面开展流域的治理开发，有计划地安排重大工程建设。中央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参加治黄工作，依靠科举技术进步治理黄河，无论是关于黄河问题的勘测研究，还是治黄建设的规模，都是以往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建设，黄河上中下游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开发，基本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蓄泄兼筹的防洪工程体系，建成了三门峡等干支流防洪水库和北金堤、东平湖等平原蓄滞洪工程，加高加固了下游两岸堤防，开展河道整治，逐步完善了非工程防洪措施，黄河的洪水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防洪能力比过去显著提高。在黄河上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广泛开展了水土保持建设，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互配合，治坡与治沟并举办法，治理水土流失取得明显成效。截至1995年底，累计兴修梯田、条田、沟坝地等基本农田7755万亩，造林11802万亩，兴建治沟骨干工程854座，淤地坝10万余座，沟道防护及小型蓄水保土工程400多万处，一些地区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开始有所改善，输入黄河的泥沙逐步减少。依靠这些工程措施和广大军民的严密防守，连续50年黄河伏秋大汛没有发生洪水决溢的灾害，扭转了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险恶局面，保障了黄淮海广大平原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发展。黄河的水资源在上中下游都得到了较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