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经过多年的改革，已经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但是，从整体而言，语文教学效率偏低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张志公先生在一次谈话中讲到，中学生无论读的能力、写的能力还是听和说的能力等，在应付日常生活时常常捉襟见肘。中学生如此，大学生又如何呢？据报载，某大学文科的学生到工厂、农村调查，在写出的调查报告、人物专访中，错别字多得令人吃惊；不懂文体，不会谋篇，词不达意，表述不清的诸多语文能力的缺漏，更使老师们头疼不已。面对这种现象，人们在思考，语文教学怎样才能走出颓靡的困境？怎样才能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与需要？

首先，应该摆脱操作上的简单化。

语文教师尤其是农村及边远地区的语文教师的素质还不是很高，已是毋庸回避的事实。为了提高语文教师的素质，国家教育部门想了很多办法，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为教师编写了教学参考用书。以初中语文教师参考书为例，在课文点评、教材分析以及课后练习的参考答案都写得十分具体明确，有些教材篇目甚至连板书也设计好了。如果从有利于教师备课，有利拓宽教师的教学视野的角度考虑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不少教师却未能正确体悟教学参考书只能是“参考”的本意，对教材缺乏独立钻研与独立思考，参考书成为照本宣科的工具。这样，由于全国的教师都拿着同样内容的参考书，除了一部分好教师之外，操作起来基本上是一个样子。这种简单化的操作势必带来教学上的低效率。有这样一个例子：近年来教师晋升职称评审时，不少地区在考察教师业务能力时，都要求每一位参加评审的教师上一节公开课。有一位教师在讲《岳阳楼记》这篇传统名篇时，把“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讲成了“在傍晚时，湖上一片昏黑，只听到老虎的长声吼叫和猿猴的悲啼。”因为参考书上就是这样印的。下课后，一个学生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上，老虎和猿猴从哪里来？在什么地方“啸”和“啼”？即使在“远山”上，这时的洞庭湖上“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其“啸”和“啼”怎能听得到呢？这位有了近２０年教龄的老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如果只是这位教师照搬了参考书，问题还不十分严重，严重的是凡讲《岳阳楼记》的教师，都无一例外地照搬了教学参考书上的内容。据了解，这种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参考书上的内容搬到课堂上的现象在许多学校极为普遍。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许多教师在教材研究上，还缺乏从语言文字形式到思想内容，再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字形式反复琢磨与推敲的过程，缺乏从识字解词，句子的构成与寓含的深层含义到篇章结构、写作主旨、作者思路方面的独到领悟，用于漪老师的话说，就是“缺乏一种读懂文章的穿透力、理解力、意会力”，因而对教材的理解是浅层次的。教学参考书上的某些内容，是供教师备课时参考的，在表达形式上并不那么深入浅出，而教师把这些内容也照样搬到课堂上，学生如何能接受？在为数不少的学校里有为数不少的教师如此简单化的操作，大面积提高教学效率恐怕只能成为一种良好的愿望。

操作上的简单化，还表现在对某些课堂教学模式的机械模仿上。近十几年来，语文教学界出现了许多模式，如魏书生老师的“自学六步法”，宁鸿彬老师的“熟读—质疑—解疑—总结—运用”的教学模式，洪镇涛老师的“五阶段”模式，黎世法老师的“六课型”模式，张晴华老师的“五步三课型反复式”模式等，这些课堂教学模式，凝聚了这些老师多年语文教学的智慧，其产生与运用，对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无疑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问题是不少教师并未认真领悟这些模式的内核，简单地在教学中实行生吞活剥的“拿来主义”，用固定的形式为标准，以赶时髦赶新潮为时尚，课堂教学搞得热热闹闹，一片花拳绣腿，忽视了语文教学中隐性投入所取得的长期效应，其结果是造就了一批语文教学中的“追星一族”，由追星而昙花一现，为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带来负效应。

其次，考试尤其是升学考试的压力，导致了语文教学中的短期行为，诱使了教学中的简单化。

近２０年来，无论是高考题还是中考题，在体现为高一级学校选拔人才方面功不可没，但在体现有利于指导今后的教学方面却显得不尽人意。陶本一老师在《语文教育和语言素质》一文中曾引用过一则材料：华中理工大学对１９９６年刚入学的新生进行的语文测试显示，有一半学生写不出一些常用成语中的字，如“罄竹难书”的“罄”，“越俎代庖”的“俎”等。这一结果自然与现行的考试形式不无关系。打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对书写汉字的考查几乎全是识别错别字型的，如１９９６年高考题第一卷的第２题。有这样的试题导向，出现华中理工大学那样的情况就毫不足怪了。多年来，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学生家长直至教师本人已经习惯和认同了考分就是效果，考分就是质量这一现象，于是教师为考而教；如果没有了分数，便断送了前程，于是学生为考而学。这样就使语文教学步入了不考的便是不教的，不考的便是不学的见怪不怪的怪圈。教与学两方面都围着“考”字转。把繁纷复杂、丰富厚实的语文世界收缩于考试说明之中，排斥了除考试说明之外的其他内容，学生读、写、听、说的空间大大缩小了，铺天盖地的资料，无际无涯的题海，使学生学得很累，教师教得很累。但是，“累”掩盖不了教学上的简单化，因为考试追求答案的规范与确定性，自然会使教师在教学中追求这种规范与确定性，否则便会翻船。我们看到，不少学校的教师，为了应付考试，把语文课上成了应考训练课。题型分析、应考技巧，挤占了课堂教学的大量时间，这无疑大大限制了教师教学中的创造性和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积极思维。语文教学的测试与评估本来是一种促进教学质量的积极手段，问题是应该如何认识这种测试与评估，如果不摆脱为应试而采取的简单化的短期行为，那么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路子就会越走越窄。

第三，要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还应该遵循语文学科自身的教学规律。

语文教学中的简单化，还表现在排斥与不重视语文学习中的直觉、顿悟和非理性现象的存在上。近年来，不少地方把语文教学量化了，甚至把理科教学的某些做法引进了语文教学领域。语文教学的量化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并不像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甚至外语学科那样容易操作。学生学习数、理、化这些学科，需要通过公式、定理、严密的逻辑推理获取知识。而学习语文则不然。认识若干生字，背诵一篇课文或一段课文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而要理解、体味一段或一篇文章则不一定能在一定时间取得满意效果。中学生已具备了一定的阅读文章或通过视听手段获取信息的能力，因此，直觉与感知对于他们学习语文来说应该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潜能。遗憾的是，简单化的教学忽视了这种潜能意识的开发。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之一，是强调“读”的功能，故我们的先人把入学校学习称之为“读书”。由于有了读，学生才有了对书中内容的感知与体味，所悟出的感受才是鲜活的。当然，这种感受也可能是错的，但通过矫正之后，其印象会更加深刻。一百个演员演哈姆雷特，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而一千个观众看一个演员演的哈姆雷特，自然也会有多种理解。汉语语言较之其他语言而言，更有许多不确定性，如果把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译成白话，就会索然寡味。炒得大红大紫的电影《红樱桃》中的大部分人物对白是用俄语表现的，为了让观众看懂，编创人员在银幕下边加了中英文对照的字幕，具备了一定英语阅读能力的中学生观众发现英文内容与汉字意思有许多距离，这就从另一方面启示我们，汉语语言的非理性内涵不能用十分确定的表述形式框定，而需要一个反复咀嚼和参悟的过程才能体察出语言运用之妙。而我们的不少语文教师恰好忽视了汉语语言的这种特质，在分析教材时，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学生，只要求有一个“哈姆雷特”，学生品读文章的机会减少了，得到的是类似数、理、化等学科一样的现成的结论。收编在初中语文教材第一册中的《这不是一颗流星》的作者王周生，接到了某家杂志社的一封约稿信，约她写一篇如何创作这篇课文的文章。她把课文拿来一看，大吃一惊，课文后面的那些问题，为什么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那样写，连她自己也答不出来。吕叔湘先生有一段话精辟地指出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人问，写文章不是有‘字斟句酌’之说吗？对，有这回事。可是仔细省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不是每字必‘斟’，每句必‘酌’；二、所谓‘斟酌’也很少有意识地进行字义、句法的分析，多半是直觉地感觉到这个说法不合适，换另一种说法才合适。”作家写文章“多半是直觉”，自然难以回答教材后面的问题，而教师则可以变着法子答出来，教师不考虑什么直觉，甚至排斥了学生读文章的直觉。教师会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接受现成的结论。语文教师包打了天下，学生一旦离开了老师，还会读书么？叶圣陶先生说：“课文无非是个例子。”如果不加强对语文教学规律的研究，不能把学习“例子”转换成技能，则学生只能得到死的知识，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问题则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