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3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任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至今已近60年。如今已年近80的我还在为教育事业忙碌着，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内容也很丰富。有时，我一天要参加两个会议，经常应邀外出讲学，参加各种不同的研讨会、教育部教材审查会，到学校去听课、评课，帮助青年教师备课……东奔西走，乐在其中。
我是在一个教师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的母亲孙文景是一名深受学生敬爱的中学教师。父亲赴美留学，回国后离弃了这个家。我们4个孩子靠母亲教书为生，生活是清贫的。我是老大，知道母亲的不易。尽力为她分担忧困，做家务，照看弟弟、妹妹。只要我能干的，我都抢着干。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贫寒的家境使我养成了爱劳动、关心体贴他人的好品质。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感受极深的，是母亲的爱生之情，母亲不仅努力教好每一个学生，还无微不至地关怀那些生活穷困的学生。学生们来家里看望母亲时，他们那种良师益友的深情厚谊感染着我，使我萌发出长大也要做像妈妈那样的好老师的念头。
记得80年代初，我曾去济南讲学，一种强烈的思旧之情，把我带到了儿时住家的附近。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大娘。她知道我是孙文景的女儿后，激动地哭了。她说：“我找了多少年呀！一直得不到孙老师的消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孙老师对我的关怀与帮助，忘不了她对我的恩情。我小时候因家穷做了别人的童养媳，是孙老师给了我读书受教育的机会。那时，孙老师的生活并不富裕，还为我交学杂费，买书买本，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我。”还有一次，我在北师大遇到了张天麟教授夫妇。他们非常激动地忆起母亲对他们的帮助。特别说到济南“五卅惨案”的前夜，他们因参加了学生运动遭到敌人的追捕。危难之时，是母亲把他们藏了起来，并且每天偷偷地给他们送饭，为他们传送信息，最终帮助他们脱离了险境。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很早就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济南“五卅惨案”后，母亲是赴北平和南京请愿团中惟一的女代表。母亲的正义感和革命精神使我受到强烈的启发和教育，尤其是母亲对教育工作的热忱和与学生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母亲由此而得到的愉快和幸福，令我激动，使我崇尚。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热爱教师工作的种子。
1932年，我11岁时随母亲及全家迁居北平。翌年，我考入育华中学。由于我在学习中的刻苦努力，获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我的数学作业本经常被老师作为榜样拿到各班，甚至拿到外校去展示。后来，我还被选入校篮球队，球队的活动给我打下了好身体的底子。1939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我之所以选择师范专业，一方面是受母亲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家境困难。上师范大学学费便宜，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我十分珍惜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我知道，要当一名好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更要有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因此，我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努力地学习，老师和同学们夸奖我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此，我多次获得奖学金。1943年的毕业典礼上，我身着学士服，头戴学士帽，心情异常激动。因为我选择与母亲一样的教师岗位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留校后，我坚决要求到小学工作。因为我喜欢小孩子，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小学教育是启蒙教育，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基础打好了，才能盖起高楼大厦。我愿做打基础的工作。校领导终于批准了我的要求，于是，我满怀喜悦地来到了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走上了小学教师的岗位并从此为之奋斗。
二
初上讲台的我没有经验，遇到过很多的困难，常常是面对窘迫而不知所措。那时不要说怎样让孩子们爱听、爱学，就连如何组织教学，让学生能安静地听讲，我都办不到。旧社会，教师之间从不共同备课、研究教学。上课前，顶多是同年级教师“碰碰头”，说说课上该讲什么，就各自走进了教室。我总是硬着头皮去问，可往往得不到真实的回答。有一件事，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那时，学校每周六上午都要按学校的中心工作，分年级由学生登台表演。下周该我们年级学生表演了。在这个星期的第一天，我向一位老教师请教该怎样组织学生准备表演。他一笑，说：“我还没考虑呢。”到了周三，我又向他请教时，还是这句话。我思忖着：排不出节目大概也无妨。到了周六，各班学生都上台表演，只有我教的班没有学生表演，我接受了领导的批评。教训使我变聪明了，不愿教我，我就偷着学。平时，我细心观察，从同年级组老师们的言谈话语中琢磨体会。有时我抱着作业本，偷偷地蹲到其他班的窗下，一边批改作业一边听老师在教室里如何讲课，如何组织学生的活动。渐渐地我的工作有了起色，常常受到家长、老师们的表扬。我的体会是：要当一个好老师就要在“勤”字上下功夫。要做到勤学，勤想，勤做，勤总结，勤分析，勤改进，勤能补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教育教学工作终于有了进步。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参加了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这对我的一生起着很重要的激励作用。那天，当我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激动万分，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个新中国的好教师”。解放后，学校有了党的领导，各项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领导开始重视教师的学习和提高，组织教师钻研业务，学习政治。请苏联专家到学校来指导工作。校领导还多次请专家听我的课，课后由专家评议。这一切使我大开眼界，我的教学理论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开始懂得了“五段教学法”，学会了采用“五级分”等凯洛夫教育学中的教学原则。当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同志到我校试用新编小学代数教材，由我在班上试验，专家们亲自指导我的教学工作。我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和实践，终于使我的教学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50年代，可以说是形成我的教学风格与特点，奠定我应有的各种素质的重要时期。在政治上，我从社会发展史学起，开始懂得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使我有了政治上的信仰和追求。 [4]
在校党支部的信任与安排下，我不但承担了语文、数学教学和班主任工作，还担负着教研组长工作。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钻研业务、教学实践以及培养教育学生身上。当时，我经常组织年级组的老师，一同研究教材，方法是先由一位教师试讲，课后一块儿评议，提出修改意见，再由一位教师主讲，大家参与评议，最后，由我来示范和总结。经过不断的探索与改革，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以讲为主、以读为辅的“讲读法”语文教学法。这一方法充分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我教的那个班每学期语、数两科考试，大多数学生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有时数学考试成绩能达到全班人人都得满分。平时，学生们经常是一周无错题。毕业时的考试平均成绩达到了987分。由于我在思想上积极求进，工作勤奋，而且教学效果显著，班主任工作出色，1961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并多次受到北京市和全国教育部门及政府的表彰。我知道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鼓励，因此，我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信心十足地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向更高的境界攀登。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在小学教育界有了一定的影响。经常有全国各地的教师来京听我的课，《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人民教育》、《小学教师》等报刊上纷纷介绍了我的事迹和教学经验，霍懋征的名字已为广大教师所熟悉。
三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我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群众专政。老伴儿是中学的数学特级教师，被打成了******，也和我一样，天天挨批斗，不能回家。几个孩子丢在家里无人照管。一天，我被造反派押送回家，万没想到，祸从天降。13岁的儿子赵鸣被人扎死，躺在血泊中。15岁的小女儿吓傻了，痴呆呆地立在门口。家里的东西被抄，屋里院里一片狼籍……天啊！我一个小学教师，我热爱中国******，勤奋工作，每天起早贪黑，几十年如一日。何罪之有？为什么要遭如此劫难？我想不通！一百个想不通！我怀着悲痛的心情草草料理了儿子的后事，还来不及给女儿治病，就又被押进了“牛棚”，一直被关押了一年零九个月。在这漫长的苦难时光中，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虽然受到了种种折磨，但我始终没有动摇做一名优秀小学教师的信心。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会重返教学岗位。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1978年4月我重新回到实验二小，还被教育部任命为副校长。这时我已经56周岁，我更要加倍努力工作，尽快夺回十年浩劫失去的时间。
“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对我的伤害，还隐隐作痛。记得有一次，我到重庆讲学，利用等回京船票的半天空闲，随大家来到一所庙宇参观，庙门口的一副对联使我深受启发。上联是“肚大能容世间难容之事”。下联是“慈颜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这也正是古人说的“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人不是也提倡要襟怀坦白，胸怀若谷吗？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一个道理：做人应当豁达大度，遇事拿得起放得下才能站得高看得远，胸怀远大。想到此，我豁然开朗。我跟随大家来到江边，乘船沿江而下。站在甲板上，看着滚滚江水东流，感到自己似沧海之一粟，是那样渺小。是啊！人要办成几件事仅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与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船过了葛洲坝，我看着滔滔江水东去不返，想起毛主席诗词中的一句“弹指一挥间”，是啊，人生是多么短暂。我在这沉思与感悟中顿开茅塞，就像得到了一剂良药，医治了我在“文革”中受到的心灵伤害。我想：在“文革”中，有的人为了保自己过关，无中生有地说别人的坏话，伤害别人。其实，他们也是迫于无奈。我应该理解他们，不计前嫌地团结他们，共同搞好工作。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生短暂，时不待人，我要抓住这有限的时间，更多地为我心爱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这次回京后，我心情舒畅，“文革”的阴影在我身上一扫而光，我相信，今后即使遇到再大的困苦，也动摇不了我对教师工作的一片痴情。 [4]
四
回到实验二小以后，上级领导任命我为副校长，大家推选我当工会主席，又选我为全国政协委员，担任政协文教组副组长等职。工作虽然忙了一些，但我是老师，一定不能离开课堂，所以，我坚决要求给我排课。学校考虑到当时语文教学中严重存在的少慢差费的情况，希望我能抓一下全校的语文教学工作，和大家一起摸索一下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路子，我很高兴地挑起了这副担子。我教的是一个普通的三年级班的语文。开学第一课教《愚公移山》（节选），用的还是老办法，整整花了五个课时。可是，当我向学生了解学习情况时，学生向我提了许多问题，有的说：“什么是路线呀？”有的说：“真有上帝吗？上帝在哪儿？”有的说：“老师，神仙是什么样？他能把山搬走吗？”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教了半天，学生的注意力还停在这些问题上，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局面怎么才能改变呢？我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主要是没有按照三年级小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去教，没有按照他们的年龄特征和其他方面的实际情况去教，照搬过去教高年级的老办法是行不通的。
通过总结，我认识到，对过去自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要一分为二，既要敢于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也要敢于否定脱离实际的东西。哪怕是自己最习惯的教法。所谓解放思想，对于有一定经验的同志来说，我体会最重要的，也是最不容易的，就是要从传统的习惯中解放出来，从已经形成习惯的旧思想、旧方法中解放出来。
总结了经验教训以后，我就大胆进行改革。我对比了国外科技发达国家小学语文的阅读量，分析了加大阅读量与提高语文水平的关系以及学生中蕴藏着的极其可贵的潜在的智力。前苏联小学生用三个月的时间解决识字问题，三个月后读的《祖国语言》课本，里面多数是名家名篇。日本一年级设理科。美国从幼儿园起就有理科。我们的孩子，有的只有6岁半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能读《青春之歌》的内容，有的一年级学生能学负数。孩子们笨吗？不。他们有很大的潜力。关键在于教学是否得法。于是，我本着数量要多，速度要快，质量要高，负担要轻的目标，把着眼点放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上，努力按照语文教学中学生的认识规律改进教法。每教完一课书，就及时到学生中间了解情况，听取反映，检查效果，并经常和老师们一起研究，反复琢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终于摸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逐步做到了三课时、两课时教一课书，一课时教一课书，两课时教三课书，三课时教六课书。三年级第一学期我教了95篇课文。四年级第二学期我只用七周时间教完了北京教材的全部课文，以后又补充了42篇课文。学生负担不重，每天的作业最多不超过30分钟，基本上做到了当堂内容当堂消化，听、说、读、写能力提高很快。1978年，天津有一个学校的一位教师曾在半年中三次到我班听课，第一次听课后感到学生水平一般，第二次听课后对学生的进步感到惊讶，第三次听课后深为学生能力快速提高而震动，回校后也掀起了教学改革的热潮。回顾自己探索改革语文教学的过程，深深感到：解放思想，勇于在实践中探索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语文教学中少慢差费的落后面貌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回顾50年的教学生涯，我的教改历程实质上是传统教育思想向现代教育思想变迁的缩影，它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3年至1949年，属于观察、学习、摸索阶段，主要是教学基本功的锤炼。1950年至1956年，是我小学教改生涯的奠基阶段，在前苏联教改专家的指导下，我的教育理论素养有了长足的进步，教改的目的性更为明确。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教改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讲读”的教学方法。在钻研教材的基础上，抓住规律，讲讲读读，讲读结合，教师的主导作用较为突出。在当时百业待兴的恢复时期，这一套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欢迎。从1956年至1966年，我努力探索我国儿童学习汉语言文字的特殊规律，进行了大胆改革。随着我国第一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颁布试行，我在北京实验二小的教改实验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注重文道统一，注重双基教学，注重课堂讲授的启发性，是我这一时期教学风格的几个突出特点。在丁字胡同小学，在二龙路街道文教组，都留下了我从事教育改革的点点痕迹。从1978年4月至1985年10月，我的教改生涯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我以时代精神为准绳，从新时期儿童心理特点出发，提出了“数量多、速度快、质量高、负担轻”的教改新课题，把着眼点放在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和培养上，逐步形成了全面育人、整体发展的教育思想，教学风格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构成了讲讲读读、议议练练、学习为主、注重智能的课堂教学模式。从1985年末开始，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扶植教改新秀，总结并传播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指导和帮助农村小学教育改革等工作上。我为自己是一名新中国的小学教师感到由衷的自豪。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