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周南·关雎》是国风的首篇，它的艺术手法一直为历代学者所称道。主要从它的比兴手法、叙事特点和描写梦幻中的爱情三方面发表一点粗浅的见解。

先说比兴。朱熹云：“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浅显而准确地解释了比兴的念义。“比”便是通过类比联想或反正联想，引进比喻客体，“写物以附意”；“兴”则是“触物以起情”，“它物”为诗歌所描写的景物，而这种景物必然蕴涵着诗人触物所起的情。“兴”是一种比“比”更为含蓄委婉的表现手法。《诗经》中《周南·关雎》一诗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这是一首爱情诗，诗歌欲写所思之“女”，先以雎鸠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两句既是兴，又是比，雎鸠天性温顺，可比淑女之娴静；雎鸠乃“河洲”常见之鸟，可使人联想起常来河边采荇之女；“关关”乃雎鸠雌雄唱和之音，可起“君子”思“逑”之情。可见，“兴”之含义是如此的丰富而深远。诗歌之起兴本身就具有联想、托寓、象征等作用，这本身就给诗歌的理解带来很大的空间。在中国文学史上，对“雎鸠”这一“兴”象的理解可谓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汉代《毛诗》认为雎鸠“鸟挚而有别”，象征“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并进而引申出“可以风化天下”的题旨，显然是在汉代经学至上观念下的牵强附会之说。近人袁梅等人认为，雎鸠即鱼鹰，是捕鱼高手，求而必得，雎鸠捕鱼时的欢快叫声，是求爱获得成功的暗示，“关雎求鱼”本身就是男女求爱的隐语。这种理解虽较为新颖，但鱼鹰求鱼时的凶猛行为总是让人不能够与和乐而友善的君子和淑女联系起来。其实，雎鸠就是一种普通水鸟，雌雄和鸣时发出的声音欢快而和乐，诗人借眼前的景物发端，有起意与起韵的作用，不一定要有如此深刻的含义。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右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 之”，也为兴而比。“流”、“采”、“ ”为同义词，都有“寻求”、“采摘”、“择取”的意思，采摘荇菜，用来比喻君子追求淑女，从“流”到“采”再到“ ”，是采摘荇菜循序渐进的过程，朱熹认为“流”为“顺水流而取之也”，“采”为“取而择之也”，“ ”为“熟而荐之也”。“荐”为吃的意思。朱熹还进一步解释：“彼参差之荇菜，既得之，则当采摘而烹 之矣；此窈窕淑女，既得之，则当亲爱而娱乐之矣。”当是符合诗意的见解。荇菜为水中之物，故而在始采时要左一把右一把地顺水流去捞，此时的方向还未定，有“寻求”之意，到了“采”时，便有了目标了，而到了煮熟可吃的“ ”，则是爱情成熟、走向婚姻的时候了。这里的“兴”象与诗人要表达的感情是水乳交融的。比兴是通过“托物连类”、“借物引怀”的物象喻体以达寄托的审美认知方式，在这里，物象喻体运用的是否成功，是比兴手法是否高超的重要标志，《关雎》一诗中“雎鸠”、“荇菜”喻体形象鲜明，意境深远，委婉而准确地体现了人物的情感，是比兴手法成功运用的标志。

次说叙事。《诗经》的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情怀来吟咏“造文”，这样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具有真情实感的。和《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一样，《关雎》是一首叙事诗，诗中在叙述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和思念之情时，从一见钟情到寤寐思服，再到幻想中的美好结局，是依事物发展的顺序来叙事的，但这种叙事的顺序更多的是感情发展的内在脉络，故而这种叙事带有强烈的“感事”色彩，即带着强烈的情感来叙事。情感的冲动时常影响着叙事的完整，以致抒情性成为外显的主要特征。《关雎》这种叙事方式，更重视内在的心理活动与情绪反应，并不特别追求表现外在行为。诗歌从求女写起，到“求之不得”开始，事件的进程似乎被打断，取而代之的是细致而微妙的心理描写，“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游哉，辗转反侧”。作者从“辗转反侧”这一细节描写入手，既叙事，又抒情。“感事”的色彩很浓。而第三章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从表面上看，确是叙事，但由于它是作者幻想中的场面，故而也便具有了抒情的意味。“含事量”的高低并不是评价叙事性作品水平高下的标准，从文学角度而言，感事是一种质量更高的叙事。《诗经》在脱离音乐后仍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它的叙事当中情感的灌注与渲染，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关雎》所具有的抒情性特征断定其为“抒情诗”。事实上 ，《关雎》仍属于叙事诗的范畴。因为抒情性的叙事就本质来说仍是叙事，虽说这种叙事常为情感冲淡乃至淹没，但核心还是行动和行动中的主体，抒情性只是附着在叙事之外的毛羽。正如比兴手法使诗情景交融一样，《关雎》的事件进程、情感流溢也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

再说梦幻。我们说《关雎》以叙事为主，并不认为它所写之事就全是现实生活中的实有之事。我们先从“窈窕淑女”说起，“窈窕”二字作何解释，一直也是众说纷纭的。有人认为是体态美，相当于现代汉语“苗条”之意，有人认为“窈窕”二字均从“穴”字，有幽深、深居简出的意思。从诗中我们不容易看出君子“求之不得”的原因何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君子想要经常见到“淑女”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故而，释“窈窕”为深居简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君子的“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也喻示着“淑女”的难得一见。尽管如此，君子还是不懈地努力着，“寤寐求之”，白天想方设法要见到她，夜晚又希望在梦中见到她。但结果仍然是“求之不得”。由此而引出了长夜难眠的相思心理和“辗转反侧”的外显行为。表现相思之苦已达顶点。至此，文章如果顺着这条痛苦而无法排解的思路写下去，也只能是“衣带日已缓”的精神憔悴。作者到这儿回波逆折，荡开一笔，写了诗人在“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失眠中幻化出的美好未来。“琴瑟友之”是写君子渴望与淑女成为朋友，而“钟鼓乐之”则进一步幻想能与对方结婚。这种写法并非为文而造情，而是真实可信的。“思极生幻”本来就是人类心理的一种普遍特征。南朝乐府的《子夜歌》中有一首诗云：“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问散唤声，虚应空中诺。”写独守空房的思妇月夜不眠，相思出神，仿佛听见情人的频频呼唤，以致不由自主地答出声来，这便是典型的“思极生幻”。王夫之《 斋诗话》在评价《小雅·出车》时云：“又影中之影，曲尽人情之极至者也。”所谓“影中之影”，便是设想对方而出现的画面，全是想像之词。《关雎》最后一章的梦幻描写，也是典型的“影中之影”。这种在低沉之中宕起的高昂之调，既体现了君子心理的曲折变化和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又使诗歌的文情得以生发，诗调起伏变化。在君子所憧憬的一片美好的爱情梦幻之中，君子与淑女和乐而美满，与起笔的关雎和鸣遥相呼应。并把君子对淑女的挚爱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关雎》结束在一片想像中的结婚喜庆的气氛中，给人的感觉是回味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