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作文，一代人有一代人关于高考作文的不同记忆和情感。从1951年的“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穿过10年“文革”的停滞期，直到今天的分省命题，高考作文已走过了45年。

记者 谢海涛

从来没有一种考题，能像高考作文那样，年复一年引起公众的关注。中学语文教师费尽脑汁追寻它命题的方向，而社会观察者则寻找其背后的社会含义。有人从中看出了彼时自己的酸甜苦辣，有人看出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判断，也有人说作文就是作文，一道考题而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作文，一代人有一代人关于高考作文的不同记忆和情感。从1951年的“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穿过10年“文革”的停滞期，直到今天的分省命题，高考作文已走过了45年。

从泛政治化到多元表达

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刘擎1977年参加高考时，作文题目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青海卷)。那是不平凡的一年，拨乱反正，整个时代都处于一种向上、凯旋式的氛围里，似乎人人都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希望，14岁的刘擎要代表失去上大学机会的父辈兄长考大学，他想：不能再等了。那是个青春朝气的年代，那个题目特别契合他，他在考场上一气呵成，语文最后得了86分。

那一年，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也参加了高考。他所在的公社就有4000多名考生涌进考场，而整个广东共有80多万考生，可谓是千军万马赶考场。当时各科均为开卷考试，座位前后的考生都有用旅行袋装书进考场的。他拿到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广东卷)，在作文中他写了恢复高考后，怎么去同学家里借书，怎么复习迎考，一个时代的新气象在纸上铺开。

在李公明的印象里，那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年代，人们用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学生的语文表达，检测他们的能力。这实际上秉承了自1951年以来的高考作文思路。在中国高考的第一个15年(1951-1965)里，作文题目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如1958年的《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63年的《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1965年的《读书与革命》。

1966-1976年，中国没有高考。“文革”结束以后的30年，上海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总结认为，“高考作文几经变化，从泛政治化到道德说教，到个性表达型，再到多元时代。”

1977年至1980年代初，高考作文泛政治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和当时的形势结合得比较紧密。比如《抓纲治国两三事》、《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等等题目，都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1985年的材料作文“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关于环境污染问题)，开始从政治引向社会问题。1995年作文素材——诗歌寓言《鸟的对话》，说明一个道德和思想方法的问题。1996年关于给六指做整形手术的两幅漫画比较，也要求考生对不负责任的社会现象进行批驳。

1998年以后，个人化、贴近自我的东西多了，题型也变了。那一年的题目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其后的年代，《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心灵的选择》等个人化、新鲜的题目先后出现。